第7节 开花的城
既然无法克服那七十哩的困难,我在一九六八年一月初便辞职,去到位于开花城的印大注册,专心读书。出国前在台北办签证时,遇到我在东海大学外文系教翻译课上的学生郭志超,他正好也要到印大读书,所以知道我先到“树林中的圣玛丽”教书。印大的宿舍是他帮我接洽的,以我学者的身份及年龄,配得一间眷属宿舍。
在那寒冷的一月初搬进去的时候,看到门上钉了一张纸,用中文写着:“齐老师:我们是郭志超的朋友,他今天出城去了,我们上午十一点钟来看你。徐小桦、蔡钟雄留言。”进屋不久,由那扇大窗子看到,外面薄雪覆盖的山坡上,有两个二十多岁的中国男子抬着一个臣大的篮子朝我这面走上来。这两位我终生的小友抬着的篮子里,装着大大小小的锅、碗、杯、盘、水壶、瓶罐,还有一条真正的窗帘一个人基本生活所需全有了。
这间单间的宿舍,有大幅的玻璃窗,窗前芳草铺至山坡之下,总有一种仅小于鸽子的红胸鸟在上面散步,据说是知更鸟,但是我在英国文学中读到的知更鸟是一种颇有灵性的小鸟,也许在美国中西部的谷仓变种,壮硕难飞了。
一九六八年是我今生最劳累也最充实的一年。自从一月八日我坐在那窗口之后,人们从草坡上来总看见我俯首读书或打字,我自己最清楚地知道,每一日都是从妻职母职中偷身得来!在一学期和一暑期班时日中,我不顾性命地修了六门主课:“比较文学和理论”、“西方文学的背景与发展”是必修。“文学和现代哲学”、“十六世纪前的西方文学”、“文学与文化”、“美国文学——爱默森时代”是选修。
“文学与文化”的穆勒教授(PrOf.Mueller)上课有一半时间问why?,催迫听者思考书中深意,譬如由托马斯·曼《魔山》和以歌德《浮士德》主题不同书写所呈现的文化变貌等,这种教法对我后来教书很有影响。“美国文学”由爱默森的“自信”作为连系一切的至高存在,辐射出去,将美国文学提升到更高的精神层次。他讲得翔实生动,我更是有备而来,一点一滴全都了解吸收,那宝贵的求知岁月,只有在战时的乐山有过——而如今我成熟冷静,确切知道所求为何,也努力抓住了每一天。当年印大的文学课即使在美国也是一流的水平,我上这些课凝神静气地倾听,尽量记下笔记,常觉五十分钟的课太短。
“十六世纪前的西方文学”全班二十多人,说五种以上不同母语,在如此压力的“灾难”中互相安慰。有一位真正娴熟法、德、拉丁语的俄国同学,被师生羡称为“怪胎”(monster)的大胡子竟然问那刚从哈佛拿了文学博士的教师GrosLouis,英国更上的阿尔弗雷德国王(KingAlfred)是谁?那简直和问中国人秦始皇是谁一样丢脸,旁边来自各邦国的同学几乎快把他推到椅子下面去了。
这些课最可贵的不仅是上课言谈所得,尚有参考用书书单,少则数页,多者竟达八十页。这些参考书单,是我回台湾后最有益处的指导;尤其“西方文学的背景与发展”一课是全院必修,教授是英文系大牌,一刷白色的胡子,给人很大的安全感。他那满座的演讲课在很大的教室,三个月间为我搭建了一个心智书架,教我把零散放置的知识和思想放在整体发展的脉络上,不再散失,日后读书,寻得来龙去脉,也启发我一生爱好研究史诗和乌托邦文学的路径。先识得源头,再往前行。
在五月二十日学期结束之前,我没日没夜地在那小打字机上赶出了三篇报告,参加了一场考试后,回到宿舍立即倒床大睡,昏天黑地睡到午夜醒来,窗外竟是皓月当空,想到《红楼梦》中,宝玉醒来所见当是同一个月亮。我这个现代女子,背负着离开家庭的罪恶感,在异国校园的一隅斗室,真不知如何在此红尘自适!起身在泪水中写了一信给父母亲,叙此悲情(当时父母已年近七旬,我怎末想到如此会增加他们多少牵挂…),第二天早上走下山坡将信投入邮筒,往回走上了一半山坡就走不动了,坐在草地上俯首哭泣许久。当时心中盘旋着(春江花月夜》:“昨夜闲潭梦落花,可怜春半不还家。”诗中情境。正好此时,小友蔡钟雄和幸玑夫妇驾车经过,他们上来带我去文学院BallentineHall后面,全条路盛开着桩花,红白交植的桩花,茂密而不拥挤,每一枝都能自在潇洒地伸展,恬适优雅,成了我一生诗境中又一个梦境。
过了几天去系里拿学期成绩单,四门课三个A,一个A-,总计4.0。我问另一小友徐小桦,这4.0代表什么?刚拿到物理系博士学位的他说,是straightA啊!是我们中国人的光荣啊!我说,且慢光荣,你们刚开始人生,无法了解,我这么晚才能够出来读这么一点书,所付的代价有多高……暑期班各处来的名师如云,我照修三门凶猛的课。我背负离家的罪恶感,得以入此宝山,一日不能虚度。这段苦读时间,我最大的世界是那扇大玻璃窗外的天空和变化万千的浮云:台湾的消息来自家信和七天前的《中央日报》航空版,开花城那间陋室是我一生中住过最接近天堂的地方。
我的唯一生活或社交圈子是几位中国同学和他们的家庭。印大那时有大约三百个中国学生,十分之九是台湾去的,香港和东南亚的约占十分之一,尚没有一个大陆学生。那一年他们的文革噩梦刚开始,
台湾政治上尚未分本省、外省,大家心思单纯。互相照顾。离校的人把可用的家庭物件装在大纸箱里,开学时分批送给新来的人。开花城外有几个树木葱笼的小湖,他们开车去时常邀我。有一次为了撮合曾与我同住的杨巧霞和曾野的姻缘。曾有六车人开到湖畔“看月亮”,大唱中文歌,太晚了,被警察“驱离”。有几次随徐小桦、蔡钟雄、胡耀恒几家开车到芝加哥,到俄亥俄州、爱荷华州……长途所见。使我见识到美国地大物博的中西部,广裹万里的大谷仓,令我怀想我父祖之乡的沃野。
印大著名的图书馆和她的书店是我最常去的地方。在占地半层楼的远东书库,我遇见了邓嗣禹教授(TengsSu,Ssu,l906-1988),是学术界很受尊敬的中国现代史专家。他的英文著作《太平军起义史史学》、《太平天国史新论》、《太平天国宰相洪仁轩及其现代化计划》皆为哈佛大学出版,是西方汉学研究必读之书。邓教授,湖南人,虽早年赴美,已安家立业,对中国的苦难关怀至深,我们有甚多可谈之事。他退休时印大校方设盛宴欢送,他竟邀我同桌。在会上,校方宣读哈佛大学费正清(JOhnKingFairbank,l907-1991)的信,信上说他刚到哈佛念汉学研究时,邓教授给他的种种指引,永远感念这位典范的中国学者。
这样单纯、幸福的读书生涯到一九六八年寒假即被迫停止。当初申请傅尔布莱特资助进修的条件是必须有教书工作,而且期限只有一年,不可因修读学位而延期留在美国。我已申请延长半年,所以先必须回到树林中的圣玛丽学院再教一学期。那学期我去特雷霍特的州立大学读了“十六、十七世纪的英国文学”,任课的MUllen教授是研究史宾塞诗的专家。另一“文学批评”课也非常充实,对我日后研究帮助甚大,而且印大承认这六个学分。我且回到开花城去参加硕士学位考试通过,只待再修六个法文课的学分即可得硕士学位——但是我今生竟未能回去修学位。
交换学者签证到期之时。我仍在犹豫,要不要再申请延长半年。这时,我父亲来了一封信。他说,裕昌工作繁重辛劳,你家中亟需你回来。签交换计划的合法期限既已到期,已承诺的话即须遵守。《圣经·创世纪》里,雅各布梦见天梯。我在印第安纳大学那开花城的春花冬雪中也似梦见了我的学术天梯,在梯子顶端上上下下的,似乎都是天使。而在我初登阶段。天梯就撤掉了。它带给我好多年的惆怅,须经过好多的醒悟和智慧才认命,这世间并无学术的天梯。也无天使。我虽被现实召回,却并未从梯上跌落。我终于明白,我的一生,自病弱的童年起,一直在一本一本的书迭起的石梯上,一字一句地往上攀登,从未停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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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那寒冷的一月初搬进去的时候,看到门上钉了一张纸,用中文写着:“齐老师:我们是郭志超的朋友,他今天出城去了,我们上午十一点钟来看你。徐小桦、蔡钟雄留言。”进屋不久,由那扇大窗子看到,外面薄雪覆盖的山坡上,有两个二十多岁的中国男子抬着一个臣大的篮子朝我这面走上来。这两位我终生的小友抬着的篮子里,装着大大小小的锅、碗、杯、盘、水壶、瓶罐,还有一条真正的窗帘一个人基本生活所需全有了。
这间单间的宿舍,有大幅的玻璃窗,窗前芳草铺至山坡之下,总有一种仅小于鸽子的红胸鸟在上面散步,据说是知更鸟,但是我在英国文学中读到的知更鸟是一种颇有灵性的小鸟,也许在美国中西部的谷仓变种,壮硕难飞了。
一九六八年是我今生最劳累也最充实的一年。自从一月八日我坐在那窗口之后,人们从草坡上来总看见我俯首读书或打字,我自己最清楚地知道,每一日都是从妻职母职中偷身得来!在一学期和一暑期班时日中,我不顾性命地修了六门主课:“比较文学和理论”、“西方文学的背景与发展”是必修。“文学和现代哲学”、“十六世纪前的西方文学”、“文学与文化”、“美国文学——爱默森时代”是选修。
“文学与文化”的穆勒教授(PrOf.Mueller)上课有一半时间问why?,催迫听者思考书中深意,譬如由托马斯·曼《魔山》和以歌德《浮士德》主题不同书写所呈现的文化变貌等,这种教法对我后来教书很有影响。“美国文学”由爱默森的“自信”作为连系一切的至高存在,辐射出去,将美国文学提升到更高的精神层次。他讲得翔实生动,我更是有备而来,一点一滴全都了解吸收,那宝贵的求知岁月,只有在战时的乐山有过——而如今我成熟冷静,确切知道所求为何,也努力抓住了每一天。当年印大的文学课即使在美国也是一流的水平,我上这些课凝神静气地倾听,尽量记下笔记,常觉五十分钟的课太短。
“十六世纪前的西方文学”全班二十多人,说五种以上不同母语,在如此压力的“灾难”中互相安慰。有一位真正娴熟法、德、拉丁语的俄国同学,被师生羡称为“怪胎”(monster)的大胡子竟然问那刚从哈佛拿了文学博士的教师GrosLouis,英国更上的阿尔弗雷德国王(KingAlfred)是谁?那简直和问中国人秦始皇是谁一样丢脸,旁边来自各邦国的同学几乎快把他推到椅子下面去了。
这些课最可贵的不仅是上课言谈所得,尚有参考用书书单,少则数页,多者竟达八十页。这些参考书单,是我回台湾后最有益处的指导;尤其“西方文学的背景与发展”一课是全院必修,教授是英文系大牌,一刷白色的胡子,给人很大的安全感。他那满座的演讲课在很大的教室,三个月间为我搭建了一个心智书架,教我把零散放置的知识和思想放在整体发展的脉络上,不再散失,日后读书,寻得来龙去脉,也启发我一生爱好研究史诗和乌托邦文学的路径。先识得源头,再往前行。
在五月二十日学期结束之前,我没日没夜地在那小打字机上赶出了三篇报告,参加了一场考试后,回到宿舍立即倒床大睡,昏天黑地睡到午夜醒来,窗外竟是皓月当空,想到《红楼梦》中,宝玉醒来所见当是同一个月亮。我这个现代女子,背负着离开家庭的罪恶感,在异国校园的一隅斗室,真不知如何在此红尘自适!起身在泪水中写了一信给父母亲,叙此悲情(当时父母已年近七旬,我怎末想到如此会增加他们多少牵挂…),第二天早上走下山坡将信投入邮筒,往回走上了一半山坡就走不动了,坐在草地上俯首哭泣许久。当时心中盘旋着(春江花月夜》:“昨夜闲潭梦落花,可怜春半不还家。”诗中情境。正好此时,小友蔡钟雄和幸玑夫妇驾车经过,他们上来带我去文学院BallentineHall后面,全条路盛开着桩花,红白交植的桩花,茂密而不拥挤,每一枝都能自在潇洒地伸展,恬适优雅,成了我一生诗境中又一个梦境。
过了几天去系里拿学期成绩单,四门课三个A,一个A-,总计4.0。我问另一小友徐小桦,这4.0代表什么?刚拿到物理系博士学位的他说,是straightA啊!是我们中国人的光荣啊!我说,且慢光荣,你们刚开始人生,无法了解,我这么晚才能够出来读这么一点书,所付的代价有多高……暑期班各处来的名师如云,我照修三门凶猛的课。我背负离家的罪恶感,得以入此宝山,一日不能虚度。这段苦读时间,我最大的世界是那扇大玻璃窗外的天空和变化万千的浮云:台湾的消息来自家信和七天前的《中央日报》航空版,开花城那间陋室是我一生中住过最接近天堂的地方。
我的唯一生活或社交圈子是几位中国同学和他们的家庭。印大那时有大约三百个中国学生,十分之九是台湾去的,香港和东南亚的约占十分之一,尚没有一个大陆学生。那一年他们的文革噩梦刚开始,
台湾政治上尚未分本省、外省,大家心思单纯。互相照顾。离校的人把可用的家庭物件装在大纸箱里,开学时分批送给新来的人。开花城外有几个树木葱笼的小湖,他们开车去时常邀我。有一次为了撮合曾与我同住的杨巧霞和曾野的姻缘。曾有六车人开到湖畔“看月亮”,大唱中文歌,太晚了,被警察“驱离”。有几次随徐小桦、蔡钟雄、胡耀恒几家开车到芝加哥,到俄亥俄州、爱荷华州……长途所见。使我见识到美国地大物博的中西部,广裹万里的大谷仓,令我怀想我父祖之乡的沃野。
印大著名的图书馆和她的书店是我最常去的地方。在占地半层楼的远东书库,我遇见了邓嗣禹教授(TengsSu,Ssu,l906-1988),是学术界很受尊敬的中国现代史专家。他的英文著作《太平军起义史史学》、《太平天国史新论》、《太平天国宰相洪仁轩及其现代化计划》皆为哈佛大学出版,是西方汉学研究必读之书。邓教授,湖南人,虽早年赴美,已安家立业,对中国的苦难关怀至深,我们有甚多可谈之事。他退休时印大校方设盛宴欢送,他竟邀我同桌。在会上,校方宣读哈佛大学费正清(JOhnKingFairbank,l907-1991)的信,信上说他刚到哈佛念汉学研究时,邓教授给他的种种指引,永远感念这位典范的中国学者。
这样单纯、幸福的读书生涯到一九六八年寒假即被迫停止。当初申请傅尔布莱特资助进修的条件是必须有教书工作,而且期限只有一年,不可因修读学位而延期留在美国。我已申请延长半年,所以先必须回到树林中的圣玛丽学院再教一学期。那学期我去特雷霍特的州立大学读了“十六、十七世纪的英国文学”,任课的MUllen教授是研究史宾塞诗的专家。另一“文学批评”课也非常充实,对我日后研究帮助甚大,而且印大承认这六个学分。我且回到开花城去参加硕士学位考试通过,只待再修六个法文课的学分即可得硕士学位——但是我今生竟未能回去修学位。
交换学者签证到期之时。我仍在犹豫,要不要再申请延长半年。这时,我父亲来了一封信。他说,裕昌工作繁重辛劳,你家中亟需你回来。签交换计划的合法期限既已到期,已承诺的话即须遵守。《圣经·创世纪》里,雅各布梦见天梯。我在印第安纳大学那开花城的春花冬雪中也似梦见了我的学术天梯,在梯子顶端上上下下的,似乎都是天使。而在我初登阶段。天梯就撤掉了。它带给我好多年的惆怅,须经过好多的醒悟和智慧才认命,这世间并无学术的天梯。也无天使。我虽被现实召回,却并未从梯上跌落。我终于明白,我的一生,自病弱的童年起,一直在一本一本的书迭起的石梯上,一字一句地往上攀登,从未停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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