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节 再遇名师
嘉定距峨嵋山只有百里,山水钟灵自古闻名,大渡河、青衣江、岷江三江沿岸世代有文人雅舍,如眉山的苏东坡,乐山的郭沫若。抗战时期在武大任教而住在乐山的有朱光潜、陈西滢、凌叔华、袁昌英、苏雪林等作家。一九四一年武大聘请钱穆先生讲学,主题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问题。因是全校讲座,又为避警报,上课时间为早晨六点到八点(前一年日机大轰炸,乐山城区半毁。死伤很大,之后又流行一种“趴病”及伤寒,埋葬病死的武大学生之地被称为“第八宿舍”)。当时全城电力尚未恢复,学生由各宿舍去最大的那间教室,须拿火把照路,摸黑去听钱穆先生的课,往往晨光初露时座位已被火把占满,后来者即无法进去。女生宿舍低班学生似乎无人敢去。我升入高班三年级时,抗战胜利,钱先生回到重庆。我听高班男同学讲当年盛况,非常羡慕。然而当时绝末想到三十年后在台湾:我为国立编译馆公事拜谒钱先生,且有二十年单独请教,畅谈,倾听的缘份和荣幸。
当年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在岷江对岸乌尤山上设复性书院,熊十力先生亦曾在书院居住讲学,书院研究者一百人,亦曾请钱先生演讲。钱先生晚年回忆当年有一段时间与朱光潜先生同进中、晚餐,“畅谈甚相得”。
九月初我回到乐山,觉得学校的气氛全变了。原来凝聚着共患难、同歌哭的维系力,如今似乎换散了。由全国联考招来的学生,将回到天南地北的家去,每个高年级的人有着宽广的就业理想(那时的大学生占人口比例太小),而政治的气氛已经笼罩到所有的课外活动了:墙报、话剧,甚至文学书刊都似乎非左即右,连最纯粹的学术讲座也因“前进”程度而被划分为不同的政治立场。二十年后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利用这种划分方式作为残酷斗争的根据,隔着台湾海峡所听到的一鳞半爪,私在海外读到的铁幕消息,都令我有似曾相识之感。
大学三年级开学后,朱光潜老师已辞掉院长,专任外文系教授兼主任,他邀我们几个导生去他家喝茶。
那时已秋深了,走进他的小院子,地上积着厚厚的落叶,走上去飒飒地响。有一位男同学拿起门旁小屋内一把扫帚说,我帮老师扫枯叶。朱老师立刻阻止他说,我等了好久才存了这么多层落叶,晚上在书房看书,可以听见雨落下来,风卷起的声音。这个记忆,比赞许多秋天境界的诗更为生动、深刻。由于是同一年的事,我一生都把那一院子落叶和雪莱的《西风颂)中的意象联想在一起。在我父亲去世之后,更加上济慈的《秋颂》,深感岁月凋零之悲中有美,也同时深深感念他们对我生命品味的启发。
外文系的学术功课到三年级才算开始,以朱老师的水平,原也安排很好的阵容,可惜最重要的“英国文学史”名师陈西滢和方重教授一九四三年前均已离校去了英国。新聘来教我这班的孙家诱先生刚从英国回来,应该可以胜任。她上课不久,即把重点放在乔叟《坎特伯瑞故事集》的中古世纪英文上。
她是位很壮的女子,用浑厚的嗓子念中古英文的原文,念了大约两星期,把我们震慑住了——用一句今日台语来形容是“鸭子听雷”。好不容易到了郎兰的《农夭皮尔斯》和玛拉瑞的《阿瑟王之死》。从十五世纪到了十六世纪的穆尔的《乌托邦》,匆匆掠过最早的十四行诗,飘过史宾塞,就放寒假了。下学期介绍了马洛的《浮士德》,读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几首代表作、重要剧本的名单和梗概,弥尔顿的《失乐园》与《圣经.创世纪》的关系,即到了德雷登。不到三堂课,突然老师请了病假,她和我们再也没有回到英国文学史那门课,然后大家都“复员”回下江去了四川人称所有外省人都是“下江人”。
我大学毕业时,主课英国文学史只修到一七00年,对德雷登之后两百五十年的无知,是我多年的憾恨。第二次到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进修,我用一整年时间苦修英国文学断代史四门课:十五世纪以前,十六、七世纪,十八世纪,和十九世纪。我自己教英国文学史时(台湾国立大学外文系已改为两年课。大二、大三必修),用一切安排,使时间足够教到二十世纪中叶,绝不让我的学生有此憾恨。
另外两门课比校稳定,课的戴骆龄先生是典型的文人学者,他也是《时与潮文艺》的定期作家,主日语不太流利,但课程内容充实,分析层次颇高。他讲到狄更生《双城记》时,特别教我们注意英国人怎么看法国大革命时的暴民政治,我至今想到书中描写巴黎的家庭主妇坐在广场上,一面织毛衣一面数着断头台上砍下的人头,把刀斧落下的次数织进她们温暖的毛衣里,仍令我不寒而栗。他结结巴巴地说,那个英国记者为了爱情上断头台,站在台上居然会看到一个美好的末来世界,简直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写法(我原来以为爱情就该是那样)。他是最早教我们由不同角度读的老师。他开的书单对我以后阅读也很有帮助。
在现代文学课上百次认识了缪朗山教授。在那几年,他大约是对学生最有魅力的人了,专长是俄国文学,所以几乎全以俄国文学做为现代的代表。
他的课很受学生欢迎,抗战国共合作时期,这样的课比任何政治宣传都有用。缪先生身体壮硕,声音洪亮,对俄国文学确有研究,所以授课演讲内容丰富,上课时如上舞台,走过来跑过去,从不踱步,脸上都是表情,开口即是谐语,一男同学形容他是“大珠小珠落铁盘”。他热切地介绍高尔基的《母亲》,萧洛霍天《静静的顿河》,和伊凡.冈察洛夫的《奥卜洛莫夫》。此书是一本极精采的写懒人之书,说到那贵族懒人的仆人,因为太懒,伸出的手掌和鞋底一样脏。缪教授居然把他的破鞋脱下一只与手掌并列——在他之前和之后,我从未见过那么起劲的教书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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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年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在岷江对岸乌尤山上设复性书院,熊十力先生亦曾在书院居住讲学,书院研究者一百人,亦曾请钱先生演讲。钱先生晚年回忆当年有一段时间与朱光潜先生同进中、晚餐,“畅谈甚相得”。
九月初我回到乐山,觉得学校的气氛全变了。原来凝聚着共患难、同歌哭的维系力,如今似乎换散了。由全国联考招来的学生,将回到天南地北的家去,每个高年级的人有着宽广的就业理想(那时的大学生占人口比例太小),而政治的气氛已经笼罩到所有的课外活动了:墙报、话剧,甚至文学书刊都似乎非左即右,连最纯粹的学术讲座也因“前进”程度而被划分为不同的政治立场。二十年后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利用这种划分方式作为残酷斗争的根据,隔着台湾海峡所听到的一鳞半爪,私在海外读到的铁幕消息,都令我有似曾相识之感。
大学三年级开学后,朱光潜老师已辞掉院长,专任外文系教授兼主任,他邀我们几个导生去他家喝茶。
那时已秋深了,走进他的小院子,地上积着厚厚的落叶,走上去飒飒地响。有一位男同学拿起门旁小屋内一把扫帚说,我帮老师扫枯叶。朱老师立刻阻止他说,我等了好久才存了这么多层落叶,晚上在书房看书,可以听见雨落下来,风卷起的声音。这个记忆,比赞许多秋天境界的诗更为生动、深刻。由于是同一年的事,我一生都把那一院子落叶和雪莱的《西风颂)中的意象联想在一起。在我父亲去世之后,更加上济慈的《秋颂》,深感岁月凋零之悲中有美,也同时深深感念他们对我生命品味的启发。
外文系的学术功课到三年级才算开始,以朱老师的水平,原也安排很好的阵容,可惜最重要的“英国文学史”名师陈西滢和方重教授一九四三年前均已离校去了英国。新聘来教我这班的孙家诱先生刚从英国回来,应该可以胜任。她上课不久,即把重点放在乔叟《坎特伯瑞故事集》的中古世纪英文上。
她是位很壮的女子,用浑厚的嗓子念中古英文的原文,念了大约两星期,把我们震慑住了——用一句今日台语来形容是“鸭子听雷”。好不容易到了郎兰的《农夭皮尔斯》和玛拉瑞的《阿瑟王之死》。从十五世纪到了十六世纪的穆尔的《乌托邦》,匆匆掠过最早的十四行诗,飘过史宾塞,就放寒假了。下学期介绍了马洛的《浮士德》,读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几首代表作、重要剧本的名单和梗概,弥尔顿的《失乐园》与《圣经.创世纪》的关系,即到了德雷登。不到三堂课,突然老师请了病假,她和我们再也没有回到英国文学史那门课,然后大家都“复员”回下江去了四川人称所有外省人都是“下江人”。
我大学毕业时,主课英国文学史只修到一七00年,对德雷登之后两百五十年的无知,是我多年的憾恨。第二次到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进修,我用一整年时间苦修英国文学断代史四门课:十五世纪以前,十六、七世纪,十八世纪,和十九世纪。我自己教英国文学史时(台湾国立大学外文系已改为两年课。大二、大三必修),用一切安排,使时间足够教到二十世纪中叶,绝不让我的学生有此憾恨。
另外两门课比校稳定,课的戴骆龄先生是典型的文人学者,他也是《时与潮文艺》的定期作家,主日语不太流利,但课程内容充实,分析层次颇高。他讲到狄更生《双城记》时,特别教我们注意英国人怎么看法国大革命时的暴民政治,我至今想到书中描写巴黎的家庭主妇坐在广场上,一面织毛衣一面数着断头台上砍下的人头,把刀斧落下的次数织进她们温暖的毛衣里,仍令我不寒而栗。他结结巴巴地说,那个英国记者为了爱情上断头台,站在台上居然会看到一个美好的末来世界,简直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写法(我原来以为爱情就该是那样)。他是最早教我们由不同角度读的老师。他开的书单对我以后阅读也很有帮助。
在现代文学课上百次认识了缪朗山教授。在那几年,他大约是对学生最有魅力的人了,专长是俄国文学,所以几乎全以俄国文学做为现代的代表。
他的课很受学生欢迎,抗战国共合作时期,这样的课比任何政治宣传都有用。缪先生身体壮硕,声音洪亮,对俄国文学确有研究,所以授课演讲内容丰富,上课时如上舞台,走过来跑过去,从不踱步,脸上都是表情,开口即是谐语,一男同学形容他是“大珠小珠落铁盘”。他热切地介绍高尔基的《母亲》,萧洛霍天《静静的顿河》,和伊凡.冈察洛夫的《奥卜洛莫夫》。此书是一本极精采的写懒人之书,说到那贵族懒人的仆人,因为太懒,伸出的手掌和鞋底一样脏。缪教授居然把他的破鞋脱下一只与手掌并列——在他之前和之后,我从未见过那么起劲的教书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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