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节 铁岭齐家
我的幼年是个无父的世界。两岁时曾惊鸿一瞥看到父亲,风雪夜归,凌晨又重上逃亡之路。隔了一天,我祖母、母亲带着哥哥和我,逃到一个比我们村庄还小的小村子亲戚家躲了一些时日,因为张作霖的军队在搜捕参加郭松龄兵变的齐世英,要把他一家都抓了杀掉。而我在那儿却每到天黑就哭喊着,“我要回家!我要回家!”使得她们加倍困苦,又怕连累别人,只好回家,听天由命。
铁岭齐家,在十八世纪初由山西徐沟县(现并入太原市)到奉天(沈阳)任职文官开始到落户,到我父亲是第八代。庄院位在范家屯西边的小西山,距离中东铁路的乱石山站大约五里,家产约有四百晌(东北话读作“天”)田地(一晌约十亩),在当地算是中等大户。
我祖父齐鹏大,共有四兄弟。少年时,他不愿在乡下守着家产做“庄稼人”,跑去读军校,出身保定老速成学堂。之后在张作霖的奉军里由营长作起,又从团长升为旅长,二十多年对张大帅忠心耿耿。我父亲是他的独子,留学德国回家,满脑子救国救民的新思想,竟参加郭松龄反张作霖的革命行动,从天津挥兵出山海关到兵败,只有一个月。那时我祖父驻防河北保定,并不知情,奉军上下认为张大帅一定会杀我祖父,谁知他居然对部下说,“父一辈,子一辈,不要算那个帐,齐鹏大跟我这么多年,对我没有贰心。他儿子混蛋,留洋念书念胡涂了,但是不要杀他爸爸。”后来我祖父在一次小战役中受了轻伤,染了风寒而死,去世时只有五十岁。张作霖出身草莽,但是他有那一代草莽英雄的豪壮与义气,不与日人妥协,在皇姑屯火车上被日人埋伏炸死,结束了传奇式的军阀时代,留下东北那么大的局面;其子张学良继承名号、权势及财富,但是没有智慧和尊严,东北自主强盛的希望也永未实现。
我的祖母张从周是满族人,十八岁由邻村嫁来齐家,生了一子两女,祖父从军之初她随夫驻防各地,后来因为家产需人照料而回乡定居。祖父母的庄院是祖母独自撑持的家,由她与我母亲,这两个长年守望的寂寞女人,带着三个幼儿、二十多个长工,春耕秋收过日子。我跟着哥哥满山遍野地跑,去拔小西山的棒槌草、后院的小黄瓜、黑浆果……,冬天到结冰的小河上打滑溜,至今印象清晰。祖母是位雍容大度、温和仁厚的人,对我母亲——她独生子的媳妇,充满了同情与怜惜。但是在那个时代,她也是由媳妇熬成婆的,她知道哪些规矩不能改变,所以虽然她对媳妇好,绝不找麻烦,对她说话声音也很柔和,但规矩还是规矩,虽然家里有许多长工与佣人,但公婆吃饭时,媳妇必须在旁垂手侍立,这是“有地位人家”的样子。祖母对我最为怜惜,命也是她救的,后来我到北平西山疗养院,害她流了许多眼泪,至今我仍愧疚地记得。
爷爷回家是件大事,那年代官威很大,门口站着四个盒子炮(卫兵)。衣食讲究很多,稍不合他标准就发脾气,全家都似屏息活着,直到他返防驻地才敢喘气。我父亲说祖父也颇有新思想,但太权威,没有人敢和他辩论。我出生不久,爷爷由驻防地回家,看了一眼炕上的棉被包着个小婴儿,他威风凛凛地在大厅上坐下说,“把那个猫崽子ㄚ头给我拿来看看!”不知是什么原因,那个不必“抱”的不足五斤重的婴儿竟激发了他强烈的保护天性,他下令“谁也不许欺负我这个孙女!”(尤其是我哥哥,他那壮硕的长孙)那虽是个重男轻女的时代,齐家人口少,每个孩子都宝贵,这道军令使我在家中地位大增。
祖父在军中,四十“寿诞”的礼物是一个二十岁娇弱清秀的侍妾。他移防或者去打仗的时候就把她送回老家。不久,她染肺病死,我祖母很照顾她,把她新生的男孩(取名齐世豪)带大,这个小叔叔和我同年,常常一起玩,经常受我哥哥和堂哥们的戏弄。小叔在我祖母呵护中长大,华北沦入日军手中后,他高中毕业被征参军,有一天穿着日军制服在一个乡镇巷内,被中国的反日地下工作者由背后枪杀。
祖母寂寞抑郁一生,独子十三岁即离家去沈阳、天津、日本、德国读书,只有暑假回来,留学回来又参加革命,从此亡命天涯,一生分离直到她去世。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,她带两个姑姑和小叔到北平去住。她中年后经常卧病在床。我两位姑姑出嫁后原来很好,大姑姑(大排行称“四姑”)齐镜寰,曾随夫石志洪去日本留学,有智慧亦有胆识。一九三三年后,我父亲回北方组织领导地下抗日工作那几年,一直到抗战胜利之前,她曾多次在北平火车站等地掩护地下工作者出入山海关;每次接送人都说是她的表弟,车站的人熟了,曾问她:“你怎么那么多表弟?”其实心中大约也明白,大家都恨日本人,没有人点破,而且她常常抱着小孩子,逢年过节不露痕迹地送礼。在台湾还有几位“表弟”记得她,非常钦佩感念大姑姑。抗日战起,两位姑父因曾参加抗日工作,不能留在沦陷区,都与我家一起去大后方,先后病死重庆,两位姑姑带着七个孩子留在北平,与我祖母同住,尽了一切孝道。祖母因癌症逝世时,只有六十四岁。那是抗战的第一年,我们在南京沦陷前二十天逃到汉口,稍作喘息,又奔往湖南湘乡,住了半年,又千辛万苦地由湘黔公路跋涉数千里到了四川,之后在重庆才辗转得知,那时祖母已去世一年了。我父亲终生深感歉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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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岭齐家,在十八世纪初由山西徐沟县(现并入太原市)到奉天(沈阳)任职文官开始到落户,到我父亲是第八代。庄院位在范家屯西边的小西山,距离中东铁路的乱石山站大约五里,家产约有四百晌(东北话读作“天”)田地(一晌约十亩),在当地算是中等大户。
我祖父齐鹏大,共有四兄弟。少年时,他不愿在乡下守着家产做“庄稼人”,跑去读军校,出身保定老速成学堂。之后在张作霖的奉军里由营长作起,又从团长升为旅长,二十多年对张大帅忠心耿耿。我父亲是他的独子,留学德国回家,满脑子救国救民的新思想,竟参加郭松龄反张作霖的革命行动,从天津挥兵出山海关到兵败,只有一个月。那时我祖父驻防河北保定,并不知情,奉军上下认为张大帅一定会杀我祖父,谁知他居然对部下说,“父一辈,子一辈,不要算那个帐,齐鹏大跟我这么多年,对我没有贰心。他儿子混蛋,留洋念书念胡涂了,但是不要杀他爸爸。”后来我祖父在一次小战役中受了轻伤,染了风寒而死,去世时只有五十岁。张作霖出身草莽,但是他有那一代草莽英雄的豪壮与义气,不与日人妥协,在皇姑屯火车上被日人埋伏炸死,结束了传奇式的军阀时代,留下东北那么大的局面;其子张学良继承名号、权势及财富,但是没有智慧和尊严,东北自主强盛的希望也永未实现。
我的祖母张从周是满族人,十八岁由邻村嫁来齐家,生了一子两女,祖父从军之初她随夫驻防各地,后来因为家产需人照料而回乡定居。祖父母的庄院是祖母独自撑持的家,由她与我母亲,这两个长年守望的寂寞女人,带着三个幼儿、二十多个长工,春耕秋收过日子。我跟着哥哥满山遍野地跑,去拔小西山的棒槌草、后院的小黄瓜、黑浆果……,冬天到结冰的小河上打滑溜,至今印象清晰。祖母是位雍容大度、温和仁厚的人,对我母亲——她独生子的媳妇,充满了同情与怜惜。但是在那个时代,她也是由媳妇熬成婆的,她知道哪些规矩不能改变,所以虽然她对媳妇好,绝不找麻烦,对她说话声音也很柔和,但规矩还是规矩,虽然家里有许多长工与佣人,但公婆吃饭时,媳妇必须在旁垂手侍立,这是“有地位人家”的样子。祖母对我最为怜惜,命也是她救的,后来我到北平西山疗养院,害她流了许多眼泪,至今我仍愧疚地记得。
爷爷回家是件大事,那年代官威很大,门口站着四个盒子炮(卫兵)。衣食讲究很多,稍不合他标准就发脾气,全家都似屏息活着,直到他返防驻地才敢喘气。我父亲说祖父也颇有新思想,但太权威,没有人敢和他辩论。我出生不久,爷爷由驻防地回家,看了一眼炕上的棉被包着个小婴儿,他威风凛凛地在大厅上坐下说,“把那个猫崽子ㄚ头给我拿来看看!”不知是什么原因,那个不必“抱”的不足五斤重的婴儿竟激发了他强烈的保护天性,他下令“谁也不许欺负我这个孙女!”(尤其是我哥哥,他那壮硕的长孙)那虽是个重男轻女的时代,齐家人口少,每个孩子都宝贵,这道军令使我在家中地位大增。
祖父在军中,四十“寿诞”的礼物是一个二十岁娇弱清秀的侍妾。他移防或者去打仗的时候就把她送回老家。不久,她染肺病死,我祖母很照顾她,把她新生的男孩(取名齐世豪)带大,这个小叔叔和我同年,常常一起玩,经常受我哥哥和堂哥们的戏弄。小叔在我祖母呵护中长大,华北沦入日军手中后,他高中毕业被征参军,有一天穿着日军制服在一个乡镇巷内,被中国的反日地下工作者由背后枪杀。
祖母寂寞抑郁一生,独子十三岁即离家去沈阳、天津、日本、德国读书,只有暑假回来,留学回来又参加革命,从此亡命天涯,一生分离直到她去世。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,她带两个姑姑和小叔到北平去住。她中年后经常卧病在床。我两位姑姑出嫁后原来很好,大姑姑(大排行称“四姑”)齐镜寰,曾随夫石志洪去日本留学,有智慧亦有胆识。一九三三年后,我父亲回北方组织领导地下抗日工作那几年,一直到抗战胜利之前,她曾多次在北平火车站等地掩护地下工作者出入山海关;每次接送人都说是她的表弟,车站的人熟了,曾问她:“你怎么那么多表弟?”其实心中大约也明白,大家都恨日本人,没有人点破,而且她常常抱着小孩子,逢年过节不露痕迹地送礼。在台湾还有几位“表弟”记得她,非常钦佩感念大姑姑。抗日战起,两位姑父因曾参加抗日工作,不能留在沦陷区,都与我家一起去大后方,先后病死重庆,两位姑姑带着七个孩子留在北平,与我祖母同住,尽了一切孝道。祖母因癌症逝世时,只有六十四岁。那是抗战的第一年,我们在南京沦陷前二十天逃到汉口,稍作喘息,又奔往湖南湘乡,住了半年,又千辛万苦地由湘黔公路跋涉数千里到了四川,之后在重庆才辗转得知,那时祖母已去世一年了。我父亲终生深感歉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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