黑纽扣 1
今年五月,我完全是被长久萦绕心间的乡思所驱使,回到了哈尔滨。七年没回去了。七年没见老母亲了。
弟弟、妹妹、弟媳和妹夫们都还未下班,家中只母亲一人。母亲正做晚饭。狭小的厨房没窗子,一盏度数很低的灯卑微地忽闪着——电压不稳。灶烟和锅汽形成厚重的昏暗。昏暗中,母亲双手抖抖地端着米盆,像烟汽中的一个虚影,木然地望着我。显然,母亲一时看不清我的脸。
我大声说:“妈,是我回来了!”心中竟很激动。
“是……绍生吗?”母亲从来只叫我小学时的名,这名是户籍警在我诞生的时候按照氏族辈字给我起的。母亲从来也没叫过我上中学后自己改的名——晓声。仿佛她不喜欢这个名,不认可她的儿子叫这个名。我不知这是为什么。也没诘问过。
“妈,是我!”一回到家中,自己说话的语调就很自然地归复了东北口音,连我自己都感到奇怪。
“哦,哦……”母亲转过身去,想找个放盆的地方。
我走进屋,刚搁下提包,母亲便跟入了,双手仍端着米盆。厨房极乱,母亲大概是没处放盆。
我赶紧从母亲手中接过米盆。里屋并不比厨房大多少,也不比厨房光明多少。只有一张桌子可放东西,桌子上同样杂乱地堆放了许多杯、碗、小孩儿玩具。三对夫妻,三辈人,十一口,生活在仅二十余平方米的低矮而阴暗的空间,有条不紊和清洁就只能成为一种奢望了。我原地转了三百六十度,最后将米盆暂放在床上。
“你……怎么也不预先来封信,我们也好把家收拾干净点……”母亲歉疚地说,目不转睛地端详着我。
母亲是更瘦小、更憔悴、更苍老了,脸色很不好,蜡黄里泛着青灰。眼病分明没治愈过,眼边红红的。衣服也挺肮脏,衣襟上一片锅底灰。整个看去母亲像一截枯槁的树根,从泥土中抠出来不久。
我又叫了一声“妈”,心内倏然泛起难过,喉间像被什么东西哽住,说不出话。母亲一共养育了我们五个子女,我算是有点出息的——成了作家,我是母亲精神世界中的一豆烛光,是母亲心灵的安慰。可我身在北京,又是对母亲尽孝最少的一个儿子。甚至可以说,自从我到北京后,就没有对母亲尽过一个儿子的孝道。只不过隔几个月往家中寄点钱。
“孩子,你瘦多了……别那么拼命写,妈不指望你出名,只愿你身体好,没病没灾的……”母亲说着,侧过身,撩起肮脏的衣襟拭她那发红的眼角。
“妈,我不过就是瘦一点,可没什么大病……”我用谎话欺骗母亲。我努力克制着,不使自己在母亲面前落下泪来。“真的?……”母亲转身再次注目端详着我。她长长叹了一口气,然后低声说,“你这次回来,一定要去看看你小姨。”我说:“过三五天我就去看她。”母亲说:“不,你明天就要去看她。她……怕是没多少日子可活了……”我不禁呆住了。母亲又说:“你弟弟妹妹都去看过她了。连你妹夫也去看过她了。可她最想念的还是你,每次来信都提你……苦命女人,妈的命够苦了,你小姨比妈的命还苦……”“小姨……她得了什么重病……”小姨才四十多岁,我简直有些怀疑母亲的话,讷讷地问。
“三月份你弟弟妹妹们把她接来家中住了一个时期,轮流陪她到医院去检查过,也没查出什么大病来。可她就是一天比一天瘦,不想吃也不想喝的,人瘦得快剩把骨头了……人啊,就怕是苦在心里啊!同学老师的,你都不要先去看,明天一定要先去看你小姨。”母亲异常忧郁地说。
我轻轻“嗯”了一声。
可怜的小姨!可怜的女人啊!
一种凄凉一种悲怆,在我内心里弥漫开来。
我装作疲乏的样子,倒在床上,眼眶竟有些湿润了。近几年来,还没有一件事,比这件事更令我感到难过。我本来没有姨。小姨不是亲姨。我七岁时,母亲在铁路上做临时工。挑挑抬抬,搬石运铁,卸煤扬沙。哪儿的活顶脏顶累,临时工们就被指派到哪儿去干,男女平等。母亲每天下班都很晚,常常是黑着一张脸,带着一身尘土回到家里。
那时我们家还没有搬到“偏脸子”这一带,住在安平街。房子,比现在住的还小,还破,还缺少光明。屋里的地面,要比外面的地面低一尺。为了防止下雨天雨水灌进屋来,门槛儿上面横钉了一块木板,进屋的人得高抬脚。门槛儿内叠了两层碎砖,算是踏脚的台阶。第一次来我家的人,不是头被上门框撞起了包,便是踩空“台阶”,吓一大跳。虽然有窗子,但一半埋入了地下。窗框被下沉的房子扯得不成形状,无法打开。碎了的玻璃因为窗框无形,也就镶不上,用牛皮纸糊着。这是私人房产。房东并不因它全不像个房子样就将房钱压得便宜些。里外两间,外间夏天做厨房。冬天为了取暖,再将铁炉子搬进里屋去,我们五个孩子和母亲挤在里屋一铺炕上,外间便放大白菜、土豆、萝卜、水缸、粮食箱子、劈柴和煤桶,也就没余地了。
记得是冬季的一天,从白天到黑天,一直下着很大的雪。母亲那一天下班特别晚,带回来一个陌生人。
母亲的脸,照例是黑的。“低头,高抬脚,慢点落脚,再慢落一脚……”母亲先进得屋来,引着这人的一只手,提醒着,将这人引进屋来。亏得母亲心细,这人没被碰了头,也没被吓一跳。那人的脸比母亲的脸更黑,因而看不出年龄。从脸黑这一点却不难得出肯定的结论,那人是和母亲同样做临时工的,和母亲一块儿卸过煤。头戴和母亲同样的狗皮帽子,身套和母亲同样长过膝盖的大棉坎肩儿。脚穿和母亲同样的棉胶鞋。
母亲从炕上拿起笤帚,一边扫落那人身上的雪花,一边说:“你瞧,我家就是这么个破烂样子,这几个都是我的孩子……绍生,快给我们倒洗脸水……”
那人的黑脸上唯独一双眼睛是干净的,眼神儿有点怅惘,有点拘谨。她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门口,分明因为我家比她想象的还不如,一时有些不知所措。
我舀了大半盆凉水,轻轻放在她脚旁。
她见屋里没个能从容洗脸的地方,就一声不响地端起盆,转身走到外屋去了。
“里边趴着去!就这么一张炕,都让你们趴满了!”母亲对着弟弟妹妹们吆喝。于是弟弟妹妹们就一堆儿缩到炕角去了。
“坐炕沿上梳吧。”母亲轻轻地将她推坐在炕沿上。
我低声问:“妈,我给你们热饭吃吧?我和弟弟妹妹们都吃过了。”母亲说:“我自己热吧。挑两棵白菜,洗一个萝卜,我做汤……”母亲看了那大姑娘一眼,挨着她坐在炕沿上,推推她的肩膀,问:“你怎么不说话?”她只是一下一下地梳着长发,也不抬头!母亲又说:“如果,你是嫌弃我这个家,今晚我就只留你住一宿,明天我再替你想想办法,看能不能找个好住处安身……如果,你还肯将就我这个家,你就长久地住下来,住多久我也不会撵你搬走。有我吃的,就有你吃的。有我盖的,就有你盖的……”
她还是不吭声,还是不抬头。木梳,在乌黑的长发上缓缓地梳理着,将她那长发梳得顺溜儿极了。我们见她这样子,都觉得大大地失望,猜想她准是不愿在我们这样一个家里长久住下。我一边扒白菜洗萝卜,一边偷眼瞧那大姑娘,真希望她说一句“我住下”,或者点一下头。她却像个哑巴,头垂得更低了。母亲见她始终不回答,表情就有些尴尬,便缓缓地站起身,去切菜。“大姐,你每月收我多少房钱?”她忽然抬起头,用极小的声音向母亲发问。
“瞧你问的,什么房钱不房钱的?”母亲停止了切菜,转脸瞧着她说,“房子不是我的,我能做二道房东吗?你要愿住下,我一分钱也不收你的!”
那张我认为非常之俊美的脸上,花朵绽放般地呈现出了一种心喜意悦的微笑,她复低下头说:“那……我愿长久住下……”仍继续梳头。
母亲乐了,说:“不过,孩子们面前,总得有个叫法。你叫我大姐,你年纪跟我的小妹子一般大,可惜我那小妹子死了。今后,就让孩子们叫你小姨吧?行吗?”
“嗯。”像个表示今后愿意听大人话的孩子的声调。她放下了梳子,开始编辫子。
母亲又对我们说:“都听见了吗?今后要叫小姨!”
“小姨!”弟弟妹妹们迫不及待异口同声地叫起来。几只猫崽子似的爬到她身旁,一迭声地叫“小姨”。
她半转过身,瞧着我们,又那么可爱地笑了。
我仿佛觉得我们家那小破屋子顿时满室生辉。在一片“小姨”的叫嚷声中,我那颗七岁的男孩子的心,竟充满了莫名其妙的激动和兴奋!从今往后我将有一个小姨了!并且是一个多么让我喜欢看着的小姨啊!我那把木头做的、涂了墨的驳壳枪,我那一小箱子小人书,我那十几颗花瓣玻璃球,我那只养在一个桌子抽屉里的小麻雀,所有我一切的宝贝东西,都抵不上这个小姨!我们与家庭成员之外的一个人建立了某种亲近的关系,这简直是生活对我们的赐予!
以往,母亲下班后,若是我们已经吃过了饭,她是绝不再动手做饭的,只胡乱吃几口我们给她留的饭就算了。那一天,虽然母亲下班很晚,虽然我们都看出她很疲劳,但她还是撑着精神,将两棵白菜细细地切了,拌了一盘。将萝卜同样细细地切了,做了小半锅汤。还抖尽了面口袋里的白面,放许多油煎了几张饼。母亲是从来舍不得一次用掉那么多油的。看得出,小姨和母亲一样,是个干起活来不藏奸不掖懒的。要不,她们为什么会把那一大盘拌白菜吃得干干净净,将那半锅汤喝得精光呢?
母亲和小姨吃罢饭,我默默收拾了碗筷去刷洗。我心里高兴,便会主动去做我不情愿做的事。小姨要抢着刷洗。母亲拦住她,说:“往后有你插手的时候,今天还不能劳大驾!”
小姨无声地笑了。我真是看不够小姨的笑脸!她笑起来真叫别人感到快乐!
母亲又说:“你今晚就和我挤一宿吧,明天把外屋收拾收拾,给你搭个铺。”
小姨微微点头。在我们眼中,她是个大姑娘,是个大人。在母亲眼中,她分明还是个小妹子,是个孩子,她在母亲面前显得那么乖顺。
母亲开始铺被窝儿,弟弟妹妹们都自觉地往一块儿挤,给我们的小姨腾出倒身之处。家里的被子都很旧了。白被头也都很脏了。母亲很勤劳,几乎每隔一个月就拆一次被褥,但仍不能使全家的被褥显得干净些。因为炕是脏的。炕脏因为三面炕墙是脏的,每天不知要往下掉多少墙皮。还因为我们的小身体一个个都是脏的。夏天,我们身上还能干净些,母亲常常将大盆放在外面,倒一大盆水给我们脱光了衣服洗澡。而整个冬季,我们是谈不上洗澡的。弟弟妹妹们毕竟都很幼小,一个个完全沉浸在意外获得了一个好看的小姨的幸福之中,并不为脏被褥感到羞耻。已经七岁了的我,却感到自己的脸发起烧来。羞耻感第一次在我的自尊心上打下了烙印,它不深也不浅。
我兑了半脸盆温水,放在小姨脚边,很礼貌地对小姨说:“小姨,请你洗脚吧!”“呀!……”小姨仿佛吃了一惊地看着我,又看着母亲。母亲也说:“你洗脚吧。”小姨几乎是在恳求地说:“我哪能成个小姐似的,都让孩子把洗脚水端到眼皮底下呢!大姐你一定得跟孩子讲,往后千万别这么样恭敬我啊!”母亲平淡地一笑,说:“谈得上什么恭敬呀,孩子不过是得了你这么个姨,从心里往外亲爱着你罢了。你看不出来?”小姨说:“大姐我又不是木头人,哪能看不出来呢!”又端详着我问:“上学了吗?”我回答:“上了。”“几年级?”“刚上一年级。”“那小姨往后可以帮助你学习了,小姨是高小毕业呢!”那美好的微笑中洋溢着几许自豪。我也不禁笑了,说:“行。”母亲接言道:“我们绍生学习可用功啦,是两道杠呢,考试还得了奖状呢。”“你是该好好读书啊,你爸爸在外地工作,你妈妈一边干临时工,还要拉扯你们长大,不好好学习可对不起你妈呀!”我默默地点了一下头。小姨又对母亲说:“大姐,你可真不容易啊!”母亲长长地叹了口气:“可不,真不容易啊!有时候我心里都觉得活得疲倦了呢!”我一声不响地退到炕角,从书包里拿出课本,脱了鞋,默默地贴墙躺下,朝墙转过身去,捧着课本看。母亲催促小姨:“洗脚吧,今天整整卸了一天煤,可是够累了啊!”小姨说什么也不肯先用那盆洗脚水,到底还是母亲先洗过了,她才洗。洗完,却仍垂着赤脚坐在炕沿上,迟迟不上炕脱衣。母亲又催促。小姨说:“我侄子看书呢!”“我不看了。”我说着,将课本塞到枕下。若是往常,我和弟弟妹妹们一钻进被窝儿,顷刻便会进入梦乡。
但那一天,我们却毫无睡意。我竟也和弟弟妹妹们一样,趴在被窝儿里,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姨看。看也看不够。母亲再次催促小姨睡觉。小姨低下头去,悄悄地说:“大姐,等孩子们睡着了我再……当着这么多小侄子的面……怪羞人的……”母亲逐个儿拍着我们的脑袋,大声命令:“闭上眼睛,闭上眼睛!都给我闭上眼睛睡觉!”
我们这个闭上了眼睛,那个又睁开了眼睛,对这个小姨所感到的新奇,简直就使我们兴奋得无法入睡。仿佛生怕睡一觉醒来,小姨就不存在了。
“这些孩子,真不听话!”母亲佯装生气,看了小姨一眼,忍不住扑哧乐了,顺手拉灭了灯。屋里顿时伸手不见五指。黑暗中,只听到小姨窸窸窣窣地缓慢脱衣服的声音。
沉静了片刻,又听小姨和母亲悄悄说话:“大姐,和咱们一块儿干活的那几个男人忒坏,总拿些入不得耳的话挑逗我。”“你别理他们就是了。你越当真,他们越开心!没一个好东西!”“我也不敢生气,怕得罪了他们,他们今后欺负我。”“别怕他们,谁敢欺负你,大姐饶不了他!别看你大姐是个老实人,但不受人欺。你是我妹子,欺负你就是欺负了我……”就这样,小姨在我们家中住下了。就这样,我们有了一个不是亲的,可比亲的还亲的小姨。往后我才从母亲口中断断续续知道,小姨不但是个高小毕业生,还是个共青团员。她是离哈尔滨一百多里的双城县农民,家里生活也挺困难的。听别人说哈尔滨在招青壮临时工,就独自一人到哈尔滨来了。在搬到我们家之前,她每晚都在火车站过夜。
我们因为有了这个小姨,都有了许多明显的改变。首先是,我们不再房前屋后乱拉巴巴了。小姨帮我们在附近搭了一个简陋的茅厕。我们也变得爱清洁了,因为小姨很爱清洁。我们将两只破箱子从里屋的铺底下拖出来,搬到外屋,一头一只,当作床腿。黑夜我和母亲从外面拖回来两块建筑工地上抛弃的跳板,截断后,为小姨在外屋搭了一张很牢靠的“床”。白菜、萝卜堆到了“床”底下。外屋四处透风,墙上挂着厚厚的霜。我和弟弟妹妹用锅铲将霜刮下来,又用破棉团塞进透风的缝隙。我们怕小姨晚上睡觉冷,还得将火炉从里屋搬到外屋。在间壁墙上凿了个洞,增加了两节烟筒,穿到里屋去。这样一来,里屋不但同样暖和,而且显得宽敞了。小姨没住到我家时,母亲想不到也没心思做这些事。我这个孩子更想不到。小姨住到我家后,我并未经母亲吩咐,却想到了应该做许多事。这一类事情做过后,我们的家也像我们一样有了些微改变。
春节前一个月,母亲忽然变得好像有什么心事。一天,母亲背着小姨偷偷对我说,她是怕爸爸春节回家探亲,会因为家里住了一个陌生女人而不高兴。明白了母亲的心事,我也暗暗为此忧愁。父亲是绝不需要一个小姨的,他不发脾气才怪呢!
母亲让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。信中告诉父亲家中一切都很安好,并且希望父亲春节不要回来探家,夏天再回来。讲了好几条夏天探家比春节探家好的理由。
小姨自然不知,几乎天天都问母亲:“大姐夫什么时候回来呀?”
母亲就说:“今年春节回不回来探家还不一定呢。”
“大姐,你快写封信,催我大姐夫回来探家吧!大姐夫不是两年多没探家了吗?你就不想?”
母亲淡淡地说:“不想。”
小姨笑道:“大姐骗人。就算你不想,孩子们也不想?”
母亲说:“也许孩子们早把他忘了呢!”
弟弟妹妹们一听,抗议地嚷起来:“没忘,没忘,我们早就盼着爸爸回来探家呢!”
母亲便不再说什么。
父亲果然回信说他春节不探家了,我念完信,弟弟妹妹们都哭闹起来。我和母亲互相望着,默默无语。我的心情和母亲是一样的,既觉得心中安定了,又觉得很内疚。
小姨则谴责起父亲来:“哪有这样的人,两年多没探家了,孩子老婆一大堆,说不回来,就不回来了!大姐,我替你写封信问问他,他心里到底还有没有这个家啊!”
母亲则装作生气地说:“才不给他写信!他心里没这个家了,我们心里从此没他!”
小姨的父亲,一位老实厚道的庄稼人,从农村到城市来找小姨,想带小姨回去过春节。小姨不回去,她对父亲说:“这个春节是我和大姐认识后的第一个春节,大姐夫又不探家了,撇闪得大姐和孩子们多冷清啊!这个春节我一定要跟大姐和孩子们一块儿过。”
小姨的父亲在我家住了两天,不好勉强小姨跟他回去,失望地走了。他临走,对母亲说他把小姨托付给母亲了。
我们的父亲虽然没回来探家,我们却过了一个很快乐的春节。快乐是小姨给予我们的。
我们也送灶王了,也供祖宗了,也吃年宵饺子了,也放鞭炮了,小姨还帮母亲炒了好几样菜。买了一瓶价钱便宜的色酒。
吃年宵饺子的时候,母亲在桌上多摆了一只小盘,一双筷子。
我说:“妈,多了一个人的。”
母亲说:“不多,那是你爸爸的。你爸爸已经好几年没和全家在一起过春节了,就当这个春节是他和我们一起过的吧!”
小姨看了母亲一眼,就斟满了两盅酒,一盅递给母亲,另一盅双手端起,对母亲郑郑重重地说:“大姐,你替我大姐夫喝这一盅,大姐夫,我敬你一盅了!”说罢,一口喝干。顷刻,脸红得桃花似的。
母亲也一口喝干……
春节一过,天气渐渐暖了。转眼到了四月份,我们的日子不好过了。与我们一家共同生活的,除了小姨,还有一个无法计数的庞大家族——臭虫家族。它们是靠喝我们的血繁衍子孙后代的。我和弟弟妹妹被咬得夜夜在炕上翻滚,身上被咬起了一排排一片片的大疙瘩。小妹被咬得夜夜哭闹难眠。我苦中寻乐,编了个谜让小姨猜:日落西山黑了天,红孩妖精上了山,有心想吃唐僧肉,猪八戒的耙子挠得欢。
小姨显然是猜着了的,但并不说破。只像个医生似的,用棉花团蘸着盐水,给弟弟妹妹们擦身上的疙瘩。小姨叹了口气,对母亲说:“大姐呀,孩子们被咬得太可怜了,得想个法子呀!”母亲用心疼的目光望着我们,说:“想了许多法子,就是治不住啊!”第二天,小姨托病没去上班。母亲走后,小姨对我说:“跟我去,去办点事儿。”我也不多问,就跟小姨离家了。小姨先领我到储蓄所,从她的存折上取钱。储蓄员奇怪地说:“昨天刚存,今天就取!”小姨说:“有急用。”“二十元都取了?”“都取了。”接着小姨又领我去租了一辆手推车,然后我推着车跟她到了杂货市场上,买了两个草垫子。
回到家里之后,她又亲自到工地上去要了一桶电石灰。然后,小姨指挥我们,将破烂家具都从屋里搬出,她就动手泡电石灰,并在电石灰中掺了好几包“六六”粉。我要帮她忙儿,她不许,怕烧坏了我的手。
小姨独自用块旧布缠了一柄“刷子”,将里外墙壁细致地刷了一遍。又烧了几大壶开水,往破家具的缝隙里浇。
母亲下班之前,我们已将家又收拾好了,炕上也换了新草垫子。由于墙壁潮湿,许多处刷过之后,不是变白了,而是变黄了,像一块块难看的黄斑。小姨真有主意,又跑到商店去买了好几张画,贴在那些地方。母亲下班后,一进家门,竟呆住了,半晌说不出话。小姨的双手都被烧起了许多大泡,她瞧着母亲抿嘴笑。母亲要给小姨买草垫子的钱。小姨说什么也不收。母亲说:“你积攒点钱不容易,家中还有老父母的,你得收下!”小姨生气了,说:“大姐你要逼我收下,我就搬走了!”母亲只好作罢。母亲擎着小姨烧伤的双手,簌簌地落下了眼泪。那一夜,我们睡得十分香甜……房东向街道告了母亲一状。说母亲财迷心窍,私自往家里招房客,做起“二道房东”来了。街道干部们听信了,就来到家质问母亲,母亲作了解释,然而他们不信。“哪有这么好心的人,非亲非故的,白将房子给人家住!”她们当着母亲的面儿表示怀疑。
母亲火了,顶撞道:“你们不相信,就随你们的便好了!”后来她们又当小姨在家时,来向小姨“调查了解”。小姨回答她们:“要说我大姐收留我是做了‘二道房东’,那才是财迷心窍的人胡思乱想出来的呢!”她们还不相信,毫无理由地认为肯定是母亲和小姨串通一气,预先商量好了的对词。于是便怂恿房东向法院起诉。不久,母亲接到了法院的传讯。那是母亲生平第一次被迫跟法律打交道。小姨毕竟是个农村姑娘,没经历过什么事,很不安,对母亲说:“大姐,我还是搬走吧!”母亲问:“你有地方去?”小姨说:“还睡火车站。”我和弟弟妹妹们一听小姨说她还要去睡火车站,都急了,乱嚷嚷:“小姨,你千万别搬走啊!”“妈,无论如何别让小姨离开咱家呀!”母亲看着小姨说:“听见孩子们的话啦?不许你搬走!你一搬走,没影的事儿也成真事儿了!有理走遍天下,我才不怕法院!你要去睡火车站,就再别叫我大姐!”母亲从法院回来时,一副胜利归来的骄傲姿态。小姨问:“大姐,赢了?”母亲说:“有理嘛,还能输了不成?”小姨说:“谢天谢地,你走后,我心里七上八下的……”母亲说:“没见过世面的!”小姨又问:“大姐,法院怎么问的?你都怎么回答的?”母亲淡淡地说:“学这些干啥,没意思的!法院的同志当着我的面告诉房东,第一,他起诉是毫无根据的。第二,不许他为难我们,更不许赶我们搬家,除非我们主动想搬。还批评他只收房费,不修房子……”
小姨佩服地说:“大姐,你还真行!”母亲说:“行什么,我是憋着口气上法院的啊!要不是人家告了咱们,我宁可忍气吞声。”小姨反倒张扬起来了,愤愤地说:“大姐,我陪你找房东去,当面损他一顿,替你出出气!”母亲说:“得理让三分,算啦!咱们再给房东加两元房钱吧,省得他往后再找麻烦,惹是生非的。”小姨听了,瞧着母亲,半晌没言语…….过了“五一”,天气更暖和了。一冬天泼的脏水,在房前屋后的垃圾堆上结了一层层的脏冰。白天,被太阳晒化了,从垃圾堆上淌下来,不但泥泞了道路,还散着难闻的气味。一天晚上,小姨背着双手,对母亲说:“大姐,你猜家里给我寄啥来了?”母亲问:“是鞋吧?”小姨摇头。母亲想了想,又问:“衣服?”小姨说:“大姐你要总往穿的上想,永远也猜不着的!”母亲笑了:“那是吃的东西?”“也算是吃的,可马上吃不成啊!”小姨笑了将双手伸向母亲,“是菜籽,还有花籽呢!”就将手中的小布袋朝炕上倒,一小纸包一小纸包地排开,一边说,“瞧,这是小白菜籽,这是菠菜籽,这是油菜籽,呀,还有黄瓜籽和豆角籽呢,大姐你再看这些是花籽,扫帚梅、月季香、指甲花……十多种呢!”
母亲问:“你们家怎么想起给你寄菜籽花籽来了!往哪儿种哇?”
小姨回答:“我写信叫家里寄来的。我要和侄子们改造那些垃圾堆!”母亲说:“亏你还有这份心思,到底是个姑娘的心!”小姨说:“人活着嘛,就得想着法儿让自己活得舒畅!”第二天是星期天。小姨就带领我们,平整了那几座垃圾堆,一畦畦一垅垅地种菜、种花。过了不久,那几座垃圾堆都变成绿色的山冈啦。到了七八月时,豆角、黄瓜已爬架子,花也开了。我们家那小破土屋的前后左右呀,就像座小花园似的了,红是红,绿是绿,紫是紫,黄是黄,五彩缤纷,赏心悦目极了,美丽极了。招引来了蝴蝶和蜻蜓,也招引来了铁丝厂里的女工们。她们三五成伙地在午休时和下班后来看花,要花。小姨很慷慨,对谁都满足,博得了那些女工们的好感。
怎么两个女人,带着几个孩子,仿佛被与城市隔离了似的,在高楼后边,在小小的破土屋里,竟会生活得这么有情有趣的呢?那些女工们常常面对我们的花园发出这一类感叹。每天晚上,我和弟弟妹妹们再也不囚在屋里子。垫块木板什么的,围坐在母亲和小姨身旁,听两个我们在这世界上最亲最亲的女人说话。欣赏着我们的绿,我们的花,我们的美丽,我们的“大观园”。我们几乎都没有享受过什么美好。而我们面对的美好,是一个农村姑娘,是我们的小姨带给我们的。在沁人心脾的馥香中,在生机勃勃的五彩缤纷中,我们弱嫩的灵魂体会着某种悟性,进行着幼稚而严肃的思考,思考着什么是人世间的美好,什么是感激,为什么需要感激……
在那种时刻,我更加认定,小姨是我所见过的、最美的女人。
小姨和母亲谈得最多的话题,是“转正”两个字。还会有什么别的话题,会比“转正”更使两个做临时工的女人入迷呢?小姨和母亲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向往转正。这种向往常使小姨喜形于色,常使母亲脸上洋溢出少见的对生活满怀信心的光彩。我知道——转正,这是小姨和母亲共同的幸福。
有天傍晚,我坐在小姨身边,伏在小姨膝上,摆弄着小姨的长辫子,拆开,编好,编好,拆开,觉着怪好玩的。母亲望望我,又望望小姨,叹了口气,说:“我长这么大也没捡过什么,想不到如今捡到的比金子还贵重。”
小姨孩子般天真地问:“大姐你捡啥好东西了?快告诉我!”母亲说:“我给自己捡了一个妹子,给孩子捡了一个小姨啊!”小姨注视了母亲良久,忽然偎依着母亲,低声说:“大姐,我保你捡到了,就再也丢不了啦。”母亲低声道:“你嘴上这么说呗,你还能在我家住一辈子?今后就不结婚,不成家了?”母亲又训斥我:“真不懂事,老大不小了,还装孩子,一边玩去,别赖在你小姨身边!”小姨光是笑。我脸红了,不好意思起来。小姨却用一条手臂轻轻搂住我的脖子,不放我离去,说:“绍生,你长大了,考上大学,将来当了干部什么的,不会不认小姨吧?”我大声回答:“我要不认小姨,天打五雷轰!”小姨格格大笑起来。母亲也忍俊不禁地笑了。我觉得小姨的手臂是那么柔软,我心里默默地说:“小姨,小姨,我有多爱母亲,就有多爱你!”不由得将脸贴在了小姨的手臂上……
一天,母亲和小姨下班后,都闷闷不乐。原来,小姨转正了。而母亲,却因为精简临时工,被打发回家,第二天就不准上班了。看得出,母亲心中很难过,很失望,自尊心也受到了很大的挫伤。我心中也很难过,很忧郁。穷困的生活使我懂事早,知道母亲失去了工作对家庭的生活意味着什么。
小姨对母亲说:“大姐,你太老实了!你哪天干活比别人干得少了?那么多藏奸掖猾的人都转正了,为什么偏偏一句话就把你打发回家了?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?我明天替你找他们讲理去!不让你转正,我也不干了!”
“我不许你为我去抱这个不平!”母亲很严厉地说。母亲还是头一次用那么严厉的语气对小姨说话。小姨呆住了,怔怔地瞧着母亲。母亲缓和了语气,又说:“傻妹子,你从农村到城市来,好不容易找到个工作,如今又转正了,你父母该多为你高兴啊!你可千万不能为我抱这种不平,那样做兴许你也会被解雇了呀!你能转正,大姐我心里替你高兴啊……”母亲说不下去了。“大姐!……”小姨忽然扑在母亲怀中,嘤嘤地哭了……小姨转正后不久,便搬到厂内的职工集体宿舍去住了。对小姨的走,我们和母亲都依依不舍。但想到小姨毕竟是搬到一个比我们家更好的去处,就都不说挽留的话了。小姨也对我们和母亲依依不舍。搬走那天,她又孩子似的哭了一通……小姨虽然从我们家搬走了,却并没有忘记我们。几乎每个星期天,都必定到我家来。小姨仍是我们比亲姨还要亲的小姨。
父亲信中说那一年夏天探家,却一直到国庆节的前两天才回来。回来后,自然从我们口中听了许多“小姨”长“小姨”短的话,免不了就盘问母亲:“你打哪儿认这么个妹子?怎么就成了孩子们的小姨了?”
母亲回答:“这又不花你的费你的,也得受你管吗?”父亲正色说:“当然要管,我可不许什么不相干的女人到我家里来影响我的孩子!”母亲也正色说:“往好的影响也不许吗?”父亲说:“只要我看她不顺眼,就不许她来!”母亲说:“若来了,你还真将她撵出去不成?”父亲说:“那是当然!”母亲说:“你问孩子们答应不?”父亲说:“哪个孩子还敢拦着我吗?”母亲“哼”了一声,不再同父亲拌嘴。私下里吩咐我:“今晚去你小姨那儿看看她,告诉她这个月内别来,等你爸回西北去了再来。”吃罢晚饭,我躲过父亲的眼睛,离开了家。“为什么不让小姨见你们的爸爸呀?他三头六臂怪吓人的吗?”小姨听我说明来意,奇怪地瞧着我问。我诚实地回答:“妈妈怕爸爸不喜欢你,你去了,把你撵出来。”“这么回事啊……”小姨想了想,说,“那你回去告诉你妈妈,我不去就是了。”
小姨还要留我玩。我怕回去太晚,父亲盘问,匆匆走了。
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,小姨穿了件非常漂亮的花布衫,一条绿色的裙子,笑盈盈地出现在我家门口。母亲正要出屋,一脚门里,一脚门外,瞧见小姨,不禁一怔,意外地说道:“哟!你怎么来了呀!”“我大姐夫千里迢迢地探家了,我来看看他呀!”小姨说着,就迈进了屋。母亲也赶紧随后跟进了屋。弟弟妹妹一见小姨,亲亲热热地乱嚷着:“小姨、小姨……”将小姨团团围住了。父亲正在对着破镜子刮脸,从镜子里瞧见了小姨,也不转身,也不理睬,仍继续刮脸。母亲说:“他爸,孩子们小姨来了。”爸爸不得不“唔”了一声,还是不朝小姨看一眼。母亲只好以自己的热情冲淡父亲的冷漠,将小姨轻轻按坐在炕上,接过她手中的提兜放在一旁,责备地说:“又给孩子们买东西!你挣多少钱啊?一次次地破费!”小姨笑道:“大姐,这次可不是给孩子们买的,是给我大姐夫买的。”父亲已刮完了脸,收起刮脸刀,还是一句话也不对小姨说,端着脸盆到外屋洗脸去了。母亲又赶紧跟在父亲身后到外屋去了。我们都不安地瞧着小姨。小姨却快乐地和我们逗着笑着。一会儿,我瞧见母亲在外屋推了父亲一下,将父亲推进屋来。父亲被推进屋后,坐在炕沿上,不情愿地搭讪着对小姨说了一句:“今天休息?”“嗯。”小姨停止了和我们逗闹,瞧着父亲,微微一笑,说,“大姐夫,我看你也不像个脾气厉害的人呀!”父亲说:“谁讲我是个厉害人了?”小姨说:“大姐呗,她担心我来了,你会把我撵出去。”父亲说:“没影的事儿!”
小姨说:“我寻思大姐夫也不会这么对待我嘛!”
小姨又问:“大姐夫,你从西北回东北,坐几天火车呀?”
父亲说:“三天三夜。”
“西北风沙大吧?”
“大得很,能把人刮跑了!”
“冬天也下雪吗?”
“下雪。”
“听说西北缺水?”
“再也没有比西北缺水的地方了!我们运水的汽车前边走,老牛跟在后边,用舌头舔水箱。一跟跟出去十几里。渴得老牛见了水直淌眼泪。有的老牛活活渴死了,因为身体里没水分,牛皮都扒不下来……”说起大西北,父亲的话匣子打开了,谁想拦也拦不住,滔滔不绝。小姨就瞪大着眼睛,像听什么新奇故事似的,聚精会神地听着……那一天,父亲并没有把小姨从家里撵走。那一天,小姨在我们家吃了午饭,又吃晚饭,一直呆到天黑才回去……小姨走后,父亲对母亲说:“她小姨人还不错,挺实在个农村姑娘。”母亲没好气地说:“实在不实在,用不着你夸!”父亲低下头,嘿嘿地笑了……父亲回大西北去时,还将自己戴的一块旧手表送给了小姨。小姨来到城里一年多后,脸儿变得白了。眼睛变得亮了。更爱笑了。性情更温柔了。身材更窈窕了。变得更漂亮了。铁丝工厂的一些小伙子,常常拦住我嬉皮笑脸地问:“哎,小家伙,经常到你家来的那个大辫子是你什么人呀?”我不无骄傲地回答他们:“是我小姨呗!”“你问问她,让我做你的姨夫行不行?”我听不出是不是好话,就骂他们。他们倒不恼火,反而哈哈笑。
铁丝厂的几百名年轻女工,在我看来,哪个也比不上小姨好看。我认为,我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在别人面前骄傲骄傲了。记得那是第二年初夏的一个星期天,小姨又到我家来。穿了一件崭新的府绸衫,一条咔叽布裤子,一双新皮鞋。那天她显得尤其漂亮。
小姨从不过分打扮。即使花衣服穿在她身上,也显得朴朴素素的。母亲一声不响,若有所思地看了她许久。小姨被母亲看得有些难为情起来,勾下头低声问:“大姐,你这么呆呆看我干啥呀?”母亲说:“我瞧你是越来越好看了。”小姨缓缓抬起头,说:“以前别人说我好看,我不信。现如今我自己也觉得我是好看些了!”母亲说:“自己夸自己,羞不羞?”小姨说:“本来嘛,城里洗脸,用温水,使香皂,人还能不变得白白净净的?”母亲笑道:“可也是呗!”忽然又问:“你前次回家,莫不是回去定亲的吧?”小姨倏地红了脸,大声说:“才不是呢!才不是呢!”母亲说:“是不是的,我也管不着你!”小姨说:“怎么管不着?你是我大姐,我是你妹子嘛!”母亲说:“那我问你,你是想在农村找婆家,还是想在城里找婆家呀?”小姨见母亲问得认真,低头沉思默想了一会儿,反问母亲:“大姐你说呢?”母亲说:“当然是该在城里找了。你如今是城里人了嘛!工厂不是也替你将户口落下了吗?”小姨点点头。母亲说:“那就更该在城里找了!”小姨说:“大姐我听你的。”母亲又说:“只是我希望你若看中了什么人,能领来让大姐见一面,帮你参谋参谋。大姐毕竟比你多吃了几年咸盐,什么样的男人,打眼一看,就能看出人品好坏来的。”小姨低下头,许久不作声。母亲问:“你信不过大姐?”小姨又沉默了一会,低声说:“大姐你说,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真好假好,怎么才能知道呢?”
母亲思索了片刻,问:“你八成是看中哪个男人了吧?”小姨抬起头,连连分辩:“没有,没有。”母亲说:“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真好假好,别人是没法看出来的,只有这个女人心里最清楚啊!”小姨又低下头不说话,出起神来。到了秋季,连日暴雨,松花江水位猛涨,高出市面几米。那一年的水患,是一九三六年后的又一次严重水患。幸亏防洪工作做得早,大水没有灌入市区。全市的成年人,不分男女,都被紧急动员起来,昼夜分批奋战在各处防洪大坝上。有许多日子,小姨没到我家来,母亲说,她必定是参加抗洪了。
中秋之夜,许许多多的人是在防洪大坝上度过的。江洪终于被战胜了。母亲说,小姨过几天就会来了。我们和母亲都在殷切地盼望着。一个多月没见小姨,我别提有多想她。江洪虽然被战胜了,秋雨却没有停止。一天深夜,外面风雨交加,雷声不断。闪电透过低矮倾斜的窗格子,在我们的破屋子里闪耀出一瞬瞬的光亮。我们和母亲都已躺下了,但还没有入睡。忽然,我似乎听到了轻轻的敲门声。我说:“妈,有人敲门。”母亲说:“深更半夜的,哪会有人来!”我肯定地说:“妈,是敲门声,你听!”母亲侧耳倾听了一会,果然是敲门声。母亲却不敢下地去开门。敲门声又响起了。“大姐……”我们都听出了是小姨的声音。“快……”母亲一下子坐了起来。我已迫不及待地跳下地去开了门。果然是小姨,她没撑雨伞,也没穿雨衣,浑身上下淋得湿漉漉的。她的脸色那么苍白,衣服裤子沾满泥浆,显然是滑倒过的。母亲也披着衣服下地了。弟弟妹妹都醒了,我们和母亲愣怔地瞧着小姨。“你……你怎么突然……”母亲吃惊极了。小姨直挺挺地站在母亲面前,手中拎的包袱,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,沉重地坠着她的手臂。雨水顺着发缕,顺着苍白的脸颊,顺着贴住胸脯的衣襟往下淌,顷刻在她那双泥鞋旁淌了一片。她那双眼睛,仿佛也被雨雾罩住了,目光迷惘地定定地看着母亲。
“大姐,你……还收我……住下,行吗……”从她那两片冻得发紫的嘴唇之间,滞涩地输送出这么一句话。
“有什么不行的!快先把湿衣服换下来……”母亲立刻拉着她的一只手,将她引到了外屋。接着,母亲又走回里屋,打开破箱子,挑拣了几件自己的衣服,抱着被褥枕头,又到外屋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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弟弟、妹妹、弟媳和妹夫们都还未下班,家中只母亲一人。母亲正做晚饭。狭小的厨房没窗子,一盏度数很低的灯卑微地忽闪着——电压不稳。灶烟和锅汽形成厚重的昏暗。昏暗中,母亲双手抖抖地端着米盆,像烟汽中的一个虚影,木然地望着我。显然,母亲一时看不清我的脸。
我大声说:“妈,是我回来了!”心中竟很激动。
“是……绍生吗?”母亲从来只叫我小学时的名,这名是户籍警在我诞生的时候按照氏族辈字给我起的。母亲从来也没叫过我上中学后自己改的名——晓声。仿佛她不喜欢这个名,不认可她的儿子叫这个名。我不知这是为什么。也没诘问过。
“妈,是我!”一回到家中,自己说话的语调就很自然地归复了东北口音,连我自己都感到奇怪。
“哦,哦……”母亲转过身去,想找个放盆的地方。
我走进屋,刚搁下提包,母亲便跟入了,双手仍端着米盆。厨房极乱,母亲大概是没处放盆。
我赶紧从母亲手中接过米盆。里屋并不比厨房大多少,也不比厨房光明多少。只有一张桌子可放东西,桌子上同样杂乱地堆放了许多杯、碗、小孩儿玩具。三对夫妻,三辈人,十一口,生活在仅二十余平方米的低矮而阴暗的空间,有条不紊和清洁就只能成为一种奢望了。我原地转了三百六十度,最后将米盆暂放在床上。
“你……怎么也不预先来封信,我们也好把家收拾干净点……”母亲歉疚地说,目不转睛地端详着我。
母亲是更瘦小、更憔悴、更苍老了,脸色很不好,蜡黄里泛着青灰。眼病分明没治愈过,眼边红红的。衣服也挺肮脏,衣襟上一片锅底灰。整个看去母亲像一截枯槁的树根,从泥土中抠出来不久。
我又叫了一声“妈”,心内倏然泛起难过,喉间像被什么东西哽住,说不出话。母亲一共养育了我们五个子女,我算是有点出息的——成了作家,我是母亲精神世界中的一豆烛光,是母亲心灵的安慰。可我身在北京,又是对母亲尽孝最少的一个儿子。甚至可以说,自从我到北京后,就没有对母亲尽过一个儿子的孝道。只不过隔几个月往家中寄点钱。
“孩子,你瘦多了……别那么拼命写,妈不指望你出名,只愿你身体好,没病没灾的……”母亲说着,侧过身,撩起肮脏的衣襟拭她那发红的眼角。
“妈,我不过就是瘦一点,可没什么大病……”我用谎话欺骗母亲。我努力克制着,不使自己在母亲面前落下泪来。“真的?……”母亲转身再次注目端详着我。她长长叹了一口气,然后低声说,“你这次回来,一定要去看看你小姨。”我说:“过三五天我就去看她。”母亲说:“不,你明天就要去看她。她……怕是没多少日子可活了……”我不禁呆住了。母亲又说:“你弟弟妹妹都去看过她了。连你妹夫也去看过她了。可她最想念的还是你,每次来信都提你……苦命女人,妈的命够苦了,你小姨比妈的命还苦……”“小姨……她得了什么重病……”小姨才四十多岁,我简直有些怀疑母亲的话,讷讷地问。
“三月份你弟弟妹妹们把她接来家中住了一个时期,轮流陪她到医院去检查过,也没查出什么大病来。可她就是一天比一天瘦,不想吃也不想喝的,人瘦得快剩把骨头了……人啊,就怕是苦在心里啊!同学老师的,你都不要先去看,明天一定要先去看你小姨。”母亲异常忧郁地说。
我轻轻“嗯”了一声。
可怜的小姨!可怜的女人啊!
一种凄凉一种悲怆,在我内心里弥漫开来。
我装作疲乏的样子,倒在床上,眼眶竟有些湿润了。近几年来,还没有一件事,比这件事更令我感到难过。我本来没有姨。小姨不是亲姨。我七岁时,母亲在铁路上做临时工。挑挑抬抬,搬石运铁,卸煤扬沙。哪儿的活顶脏顶累,临时工们就被指派到哪儿去干,男女平等。母亲每天下班都很晚,常常是黑着一张脸,带着一身尘土回到家里。
那时我们家还没有搬到“偏脸子”这一带,住在安平街。房子,比现在住的还小,还破,还缺少光明。屋里的地面,要比外面的地面低一尺。为了防止下雨天雨水灌进屋来,门槛儿上面横钉了一块木板,进屋的人得高抬脚。门槛儿内叠了两层碎砖,算是踏脚的台阶。第一次来我家的人,不是头被上门框撞起了包,便是踩空“台阶”,吓一大跳。虽然有窗子,但一半埋入了地下。窗框被下沉的房子扯得不成形状,无法打开。碎了的玻璃因为窗框无形,也就镶不上,用牛皮纸糊着。这是私人房产。房东并不因它全不像个房子样就将房钱压得便宜些。里外两间,外间夏天做厨房。冬天为了取暖,再将铁炉子搬进里屋去,我们五个孩子和母亲挤在里屋一铺炕上,外间便放大白菜、土豆、萝卜、水缸、粮食箱子、劈柴和煤桶,也就没余地了。
记得是冬季的一天,从白天到黑天,一直下着很大的雪。母亲那一天下班特别晚,带回来一个陌生人。
母亲的脸,照例是黑的。“低头,高抬脚,慢点落脚,再慢落一脚……”母亲先进得屋来,引着这人的一只手,提醒着,将这人引进屋来。亏得母亲心细,这人没被碰了头,也没被吓一跳。那人的脸比母亲的脸更黑,因而看不出年龄。从脸黑这一点却不难得出肯定的结论,那人是和母亲同样做临时工的,和母亲一块儿卸过煤。头戴和母亲同样的狗皮帽子,身套和母亲同样长过膝盖的大棉坎肩儿。脚穿和母亲同样的棉胶鞋。
母亲从炕上拿起笤帚,一边扫落那人身上的雪花,一边说:“你瞧,我家就是这么个破烂样子,这几个都是我的孩子……绍生,快给我们倒洗脸水……”
那人的黑脸上唯独一双眼睛是干净的,眼神儿有点怅惘,有点拘谨。她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门口,分明因为我家比她想象的还不如,一时有些不知所措。
我舀了大半盆凉水,轻轻放在她脚旁。
她见屋里没个能从容洗脸的地方,就一声不响地端起盆,转身走到外屋去了。
“里边趴着去!就这么一张炕,都让你们趴满了!”母亲对着弟弟妹妹们吆喝。于是弟弟妹妹们就一堆儿缩到炕角去了。
“坐炕沿上梳吧。”母亲轻轻地将她推坐在炕沿上。
我低声问:“妈,我给你们热饭吃吧?我和弟弟妹妹们都吃过了。”母亲说:“我自己热吧。挑两棵白菜,洗一个萝卜,我做汤……”母亲看了那大姑娘一眼,挨着她坐在炕沿上,推推她的肩膀,问:“你怎么不说话?”她只是一下一下地梳着长发,也不抬头!母亲又说:“如果,你是嫌弃我这个家,今晚我就只留你住一宿,明天我再替你想想办法,看能不能找个好住处安身……如果,你还肯将就我这个家,你就长久地住下来,住多久我也不会撵你搬走。有我吃的,就有你吃的。有我盖的,就有你盖的……”
她还是不吭声,还是不抬头。木梳,在乌黑的长发上缓缓地梳理着,将她那长发梳得顺溜儿极了。我们见她这样子,都觉得大大地失望,猜想她准是不愿在我们这样一个家里长久住下。我一边扒白菜洗萝卜,一边偷眼瞧那大姑娘,真希望她说一句“我住下”,或者点一下头。她却像个哑巴,头垂得更低了。母亲见她始终不回答,表情就有些尴尬,便缓缓地站起身,去切菜。“大姐,你每月收我多少房钱?”她忽然抬起头,用极小的声音向母亲发问。
“瞧你问的,什么房钱不房钱的?”母亲停止了切菜,转脸瞧着她说,“房子不是我的,我能做二道房东吗?你要愿住下,我一分钱也不收你的!”
那张我认为非常之俊美的脸上,花朵绽放般地呈现出了一种心喜意悦的微笑,她复低下头说:“那……我愿长久住下……”仍继续梳头。
母亲乐了,说:“不过,孩子们面前,总得有个叫法。你叫我大姐,你年纪跟我的小妹子一般大,可惜我那小妹子死了。今后,就让孩子们叫你小姨吧?行吗?”
“嗯。”像个表示今后愿意听大人话的孩子的声调。她放下了梳子,开始编辫子。
母亲又对我们说:“都听见了吗?今后要叫小姨!”
“小姨!”弟弟妹妹们迫不及待异口同声地叫起来。几只猫崽子似的爬到她身旁,一迭声地叫“小姨”。
她半转过身,瞧着我们,又那么可爱地笑了。
我仿佛觉得我们家那小破屋子顿时满室生辉。在一片“小姨”的叫嚷声中,我那颗七岁的男孩子的心,竟充满了莫名其妙的激动和兴奋!从今往后我将有一个小姨了!并且是一个多么让我喜欢看着的小姨啊!我那把木头做的、涂了墨的驳壳枪,我那一小箱子小人书,我那十几颗花瓣玻璃球,我那只养在一个桌子抽屉里的小麻雀,所有我一切的宝贝东西,都抵不上这个小姨!我们与家庭成员之外的一个人建立了某种亲近的关系,这简直是生活对我们的赐予!
以往,母亲下班后,若是我们已经吃过了饭,她是绝不再动手做饭的,只胡乱吃几口我们给她留的饭就算了。那一天,虽然母亲下班很晚,虽然我们都看出她很疲劳,但她还是撑着精神,将两棵白菜细细地切了,拌了一盘。将萝卜同样细细地切了,做了小半锅汤。还抖尽了面口袋里的白面,放许多油煎了几张饼。母亲是从来舍不得一次用掉那么多油的。看得出,小姨和母亲一样,是个干起活来不藏奸不掖懒的。要不,她们为什么会把那一大盘拌白菜吃得干干净净,将那半锅汤喝得精光呢?
母亲和小姨吃罢饭,我默默收拾了碗筷去刷洗。我心里高兴,便会主动去做我不情愿做的事。小姨要抢着刷洗。母亲拦住她,说:“往后有你插手的时候,今天还不能劳大驾!”
小姨无声地笑了。我真是看不够小姨的笑脸!她笑起来真叫别人感到快乐!
母亲又说:“你今晚就和我挤一宿吧,明天把外屋收拾收拾,给你搭个铺。”
小姨微微点头。在我们眼中,她是个大姑娘,是个大人。在母亲眼中,她分明还是个小妹子,是个孩子,她在母亲面前显得那么乖顺。
母亲开始铺被窝儿,弟弟妹妹们都自觉地往一块儿挤,给我们的小姨腾出倒身之处。家里的被子都很旧了。白被头也都很脏了。母亲很勤劳,几乎每隔一个月就拆一次被褥,但仍不能使全家的被褥显得干净些。因为炕是脏的。炕脏因为三面炕墙是脏的,每天不知要往下掉多少墙皮。还因为我们的小身体一个个都是脏的。夏天,我们身上还能干净些,母亲常常将大盆放在外面,倒一大盆水给我们脱光了衣服洗澡。而整个冬季,我们是谈不上洗澡的。弟弟妹妹们毕竟都很幼小,一个个完全沉浸在意外获得了一个好看的小姨的幸福之中,并不为脏被褥感到羞耻。已经七岁了的我,却感到自己的脸发起烧来。羞耻感第一次在我的自尊心上打下了烙印,它不深也不浅。
我兑了半脸盆温水,放在小姨脚边,很礼貌地对小姨说:“小姨,请你洗脚吧!”“呀!……”小姨仿佛吃了一惊地看着我,又看着母亲。母亲也说:“你洗脚吧。”小姨几乎是在恳求地说:“我哪能成个小姐似的,都让孩子把洗脚水端到眼皮底下呢!大姐你一定得跟孩子讲,往后千万别这么样恭敬我啊!”母亲平淡地一笑,说:“谈得上什么恭敬呀,孩子不过是得了你这么个姨,从心里往外亲爱着你罢了。你看不出来?”小姨说:“大姐我又不是木头人,哪能看不出来呢!”又端详着我问:“上学了吗?”我回答:“上了。”“几年级?”“刚上一年级。”“那小姨往后可以帮助你学习了,小姨是高小毕业呢!”那美好的微笑中洋溢着几许自豪。我也不禁笑了,说:“行。”母亲接言道:“我们绍生学习可用功啦,是两道杠呢,考试还得了奖状呢。”“你是该好好读书啊,你爸爸在外地工作,你妈妈一边干临时工,还要拉扯你们长大,不好好学习可对不起你妈呀!”我默默地点了一下头。小姨又对母亲说:“大姐,你可真不容易啊!”母亲长长地叹了口气:“可不,真不容易啊!有时候我心里都觉得活得疲倦了呢!”我一声不响地退到炕角,从书包里拿出课本,脱了鞋,默默地贴墙躺下,朝墙转过身去,捧着课本看。母亲催促小姨:“洗脚吧,今天整整卸了一天煤,可是够累了啊!”小姨说什么也不肯先用那盆洗脚水,到底还是母亲先洗过了,她才洗。洗完,却仍垂着赤脚坐在炕沿上,迟迟不上炕脱衣。母亲又催促。小姨说:“我侄子看书呢!”“我不看了。”我说着,将课本塞到枕下。若是往常,我和弟弟妹妹们一钻进被窝儿,顷刻便会进入梦乡。
但那一天,我们却毫无睡意。我竟也和弟弟妹妹们一样,趴在被窝儿里,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姨看。看也看不够。母亲再次催促小姨睡觉。小姨低下头去,悄悄地说:“大姐,等孩子们睡着了我再……当着这么多小侄子的面……怪羞人的……”母亲逐个儿拍着我们的脑袋,大声命令:“闭上眼睛,闭上眼睛!都给我闭上眼睛睡觉!”
我们这个闭上了眼睛,那个又睁开了眼睛,对这个小姨所感到的新奇,简直就使我们兴奋得无法入睡。仿佛生怕睡一觉醒来,小姨就不存在了。
“这些孩子,真不听话!”母亲佯装生气,看了小姨一眼,忍不住扑哧乐了,顺手拉灭了灯。屋里顿时伸手不见五指。黑暗中,只听到小姨窸窸窣窣地缓慢脱衣服的声音。
沉静了片刻,又听小姨和母亲悄悄说话:“大姐,和咱们一块儿干活的那几个男人忒坏,总拿些入不得耳的话挑逗我。”“你别理他们就是了。你越当真,他们越开心!没一个好东西!”“我也不敢生气,怕得罪了他们,他们今后欺负我。”“别怕他们,谁敢欺负你,大姐饶不了他!别看你大姐是个老实人,但不受人欺。你是我妹子,欺负你就是欺负了我……”就这样,小姨在我们家中住下了。就这样,我们有了一个不是亲的,可比亲的还亲的小姨。往后我才从母亲口中断断续续知道,小姨不但是个高小毕业生,还是个共青团员。她是离哈尔滨一百多里的双城县农民,家里生活也挺困难的。听别人说哈尔滨在招青壮临时工,就独自一人到哈尔滨来了。在搬到我们家之前,她每晚都在火车站过夜。
我们因为有了这个小姨,都有了许多明显的改变。首先是,我们不再房前屋后乱拉巴巴了。小姨帮我们在附近搭了一个简陋的茅厕。我们也变得爱清洁了,因为小姨很爱清洁。我们将两只破箱子从里屋的铺底下拖出来,搬到外屋,一头一只,当作床腿。黑夜我和母亲从外面拖回来两块建筑工地上抛弃的跳板,截断后,为小姨在外屋搭了一张很牢靠的“床”。白菜、萝卜堆到了“床”底下。外屋四处透风,墙上挂着厚厚的霜。我和弟弟妹妹用锅铲将霜刮下来,又用破棉团塞进透风的缝隙。我们怕小姨晚上睡觉冷,还得将火炉从里屋搬到外屋。在间壁墙上凿了个洞,增加了两节烟筒,穿到里屋去。这样一来,里屋不但同样暖和,而且显得宽敞了。小姨没住到我家时,母亲想不到也没心思做这些事。我这个孩子更想不到。小姨住到我家后,我并未经母亲吩咐,却想到了应该做许多事。这一类事情做过后,我们的家也像我们一样有了些微改变。
春节前一个月,母亲忽然变得好像有什么心事。一天,母亲背着小姨偷偷对我说,她是怕爸爸春节回家探亲,会因为家里住了一个陌生女人而不高兴。明白了母亲的心事,我也暗暗为此忧愁。父亲是绝不需要一个小姨的,他不发脾气才怪呢!
母亲让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。信中告诉父亲家中一切都很安好,并且希望父亲春节不要回来探家,夏天再回来。讲了好几条夏天探家比春节探家好的理由。
小姨自然不知,几乎天天都问母亲:“大姐夫什么时候回来呀?”
母亲就说:“今年春节回不回来探家还不一定呢。”
“大姐,你快写封信,催我大姐夫回来探家吧!大姐夫不是两年多没探家了吗?你就不想?”
母亲淡淡地说:“不想。”
小姨笑道:“大姐骗人。就算你不想,孩子们也不想?”
母亲说:“也许孩子们早把他忘了呢!”
弟弟妹妹们一听,抗议地嚷起来:“没忘,没忘,我们早就盼着爸爸回来探家呢!”
母亲便不再说什么。
父亲果然回信说他春节不探家了,我念完信,弟弟妹妹们都哭闹起来。我和母亲互相望着,默默无语。我的心情和母亲是一样的,既觉得心中安定了,又觉得很内疚。
小姨则谴责起父亲来:“哪有这样的人,两年多没探家了,孩子老婆一大堆,说不回来,就不回来了!大姐,我替你写封信问问他,他心里到底还有没有这个家啊!”
母亲则装作生气地说:“才不给他写信!他心里没这个家了,我们心里从此没他!”
小姨的父亲,一位老实厚道的庄稼人,从农村到城市来找小姨,想带小姨回去过春节。小姨不回去,她对父亲说:“这个春节是我和大姐认识后的第一个春节,大姐夫又不探家了,撇闪得大姐和孩子们多冷清啊!这个春节我一定要跟大姐和孩子们一块儿过。”
小姨的父亲在我家住了两天,不好勉强小姨跟他回去,失望地走了。他临走,对母亲说他把小姨托付给母亲了。
我们的父亲虽然没回来探家,我们却过了一个很快乐的春节。快乐是小姨给予我们的。
我们也送灶王了,也供祖宗了,也吃年宵饺子了,也放鞭炮了,小姨还帮母亲炒了好几样菜。买了一瓶价钱便宜的色酒。
吃年宵饺子的时候,母亲在桌上多摆了一只小盘,一双筷子。
我说:“妈,多了一个人的。”
母亲说:“不多,那是你爸爸的。你爸爸已经好几年没和全家在一起过春节了,就当这个春节是他和我们一起过的吧!”
小姨看了母亲一眼,就斟满了两盅酒,一盅递给母亲,另一盅双手端起,对母亲郑郑重重地说:“大姐,你替我大姐夫喝这一盅,大姐夫,我敬你一盅了!”说罢,一口喝干。顷刻,脸红得桃花似的。
母亲也一口喝干……
春节一过,天气渐渐暖了。转眼到了四月份,我们的日子不好过了。与我们一家共同生活的,除了小姨,还有一个无法计数的庞大家族——臭虫家族。它们是靠喝我们的血繁衍子孙后代的。我和弟弟妹妹被咬得夜夜在炕上翻滚,身上被咬起了一排排一片片的大疙瘩。小妹被咬得夜夜哭闹难眠。我苦中寻乐,编了个谜让小姨猜:日落西山黑了天,红孩妖精上了山,有心想吃唐僧肉,猪八戒的耙子挠得欢。
小姨显然是猜着了的,但并不说破。只像个医生似的,用棉花团蘸着盐水,给弟弟妹妹们擦身上的疙瘩。小姨叹了口气,对母亲说:“大姐呀,孩子们被咬得太可怜了,得想个法子呀!”母亲用心疼的目光望着我们,说:“想了许多法子,就是治不住啊!”第二天,小姨托病没去上班。母亲走后,小姨对我说:“跟我去,去办点事儿。”我也不多问,就跟小姨离家了。小姨先领我到储蓄所,从她的存折上取钱。储蓄员奇怪地说:“昨天刚存,今天就取!”小姨说:“有急用。”“二十元都取了?”“都取了。”接着小姨又领我去租了一辆手推车,然后我推着车跟她到了杂货市场上,买了两个草垫子。
回到家里之后,她又亲自到工地上去要了一桶电石灰。然后,小姨指挥我们,将破烂家具都从屋里搬出,她就动手泡电石灰,并在电石灰中掺了好几包“六六”粉。我要帮她忙儿,她不许,怕烧坏了我的手。
小姨独自用块旧布缠了一柄“刷子”,将里外墙壁细致地刷了一遍。又烧了几大壶开水,往破家具的缝隙里浇。
母亲下班之前,我们已将家又收拾好了,炕上也换了新草垫子。由于墙壁潮湿,许多处刷过之后,不是变白了,而是变黄了,像一块块难看的黄斑。小姨真有主意,又跑到商店去买了好几张画,贴在那些地方。母亲下班后,一进家门,竟呆住了,半晌说不出话。小姨的双手都被烧起了许多大泡,她瞧着母亲抿嘴笑。母亲要给小姨买草垫子的钱。小姨说什么也不收。母亲说:“你积攒点钱不容易,家中还有老父母的,你得收下!”小姨生气了,说:“大姐你要逼我收下,我就搬走了!”母亲只好作罢。母亲擎着小姨烧伤的双手,簌簌地落下了眼泪。那一夜,我们睡得十分香甜……房东向街道告了母亲一状。说母亲财迷心窍,私自往家里招房客,做起“二道房东”来了。街道干部们听信了,就来到家质问母亲,母亲作了解释,然而他们不信。“哪有这么好心的人,非亲非故的,白将房子给人家住!”她们当着母亲的面儿表示怀疑。
母亲火了,顶撞道:“你们不相信,就随你们的便好了!”后来她们又当小姨在家时,来向小姨“调查了解”。小姨回答她们:“要说我大姐收留我是做了‘二道房东’,那才是财迷心窍的人胡思乱想出来的呢!”她们还不相信,毫无理由地认为肯定是母亲和小姨串通一气,预先商量好了的对词。于是便怂恿房东向法院起诉。不久,母亲接到了法院的传讯。那是母亲生平第一次被迫跟法律打交道。小姨毕竟是个农村姑娘,没经历过什么事,很不安,对母亲说:“大姐,我还是搬走吧!”母亲问:“你有地方去?”小姨说:“还睡火车站。”我和弟弟妹妹们一听小姨说她还要去睡火车站,都急了,乱嚷嚷:“小姨,你千万别搬走啊!”“妈,无论如何别让小姨离开咱家呀!”母亲看着小姨说:“听见孩子们的话啦?不许你搬走!你一搬走,没影的事儿也成真事儿了!有理走遍天下,我才不怕法院!你要去睡火车站,就再别叫我大姐!”母亲从法院回来时,一副胜利归来的骄傲姿态。小姨问:“大姐,赢了?”母亲说:“有理嘛,还能输了不成?”小姨说:“谢天谢地,你走后,我心里七上八下的……”母亲说:“没见过世面的!”小姨又问:“大姐,法院怎么问的?你都怎么回答的?”母亲淡淡地说:“学这些干啥,没意思的!法院的同志当着我的面告诉房东,第一,他起诉是毫无根据的。第二,不许他为难我们,更不许赶我们搬家,除非我们主动想搬。还批评他只收房费,不修房子……”
小姨佩服地说:“大姐,你还真行!”母亲说:“行什么,我是憋着口气上法院的啊!要不是人家告了咱们,我宁可忍气吞声。”小姨反倒张扬起来了,愤愤地说:“大姐,我陪你找房东去,当面损他一顿,替你出出气!”母亲说:“得理让三分,算啦!咱们再给房东加两元房钱吧,省得他往后再找麻烦,惹是生非的。”小姨听了,瞧着母亲,半晌没言语…….过了“五一”,天气更暖和了。一冬天泼的脏水,在房前屋后的垃圾堆上结了一层层的脏冰。白天,被太阳晒化了,从垃圾堆上淌下来,不但泥泞了道路,还散着难闻的气味。一天晚上,小姨背着双手,对母亲说:“大姐,你猜家里给我寄啥来了?”母亲问:“是鞋吧?”小姨摇头。母亲想了想,又问:“衣服?”小姨说:“大姐你要总往穿的上想,永远也猜不着的!”母亲笑了:“那是吃的东西?”“也算是吃的,可马上吃不成啊!”小姨笑了将双手伸向母亲,“是菜籽,还有花籽呢!”就将手中的小布袋朝炕上倒,一小纸包一小纸包地排开,一边说,“瞧,这是小白菜籽,这是菠菜籽,这是油菜籽,呀,还有黄瓜籽和豆角籽呢,大姐你再看这些是花籽,扫帚梅、月季香、指甲花……十多种呢!”
母亲问:“你们家怎么想起给你寄菜籽花籽来了!往哪儿种哇?”
小姨回答:“我写信叫家里寄来的。我要和侄子们改造那些垃圾堆!”母亲说:“亏你还有这份心思,到底是个姑娘的心!”小姨说:“人活着嘛,就得想着法儿让自己活得舒畅!”第二天是星期天。小姨就带领我们,平整了那几座垃圾堆,一畦畦一垅垅地种菜、种花。过了不久,那几座垃圾堆都变成绿色的山冈啦。到了七八月时,豆角、黄瓜已爬架子,花也开了。我们家那小破土屋的前后左右呀,就像座小花园似的了,红是红,绿是绿,紫是紫,黄是黄,五彩缤纷,赏心悦目极了,美丽极了。招引来了蝴蝶和蜻蜓,也招引来了铁丝厂里的女工们。她们三五成伙地在午休时和下班后来看花,要花。小姨很慷慨,对谁都满足,博得了那些女工们的好感。
怎么两个女人,带着几个孩子,仿佛被与城市隔离了似的,在高楼后边,在小小的破土屋里,竟会生活得这么有情有趣的呢?那些女工们常常面对我们的花园发出这一类感叹。每天晚上,我和弟弟妹妹们再也不囚在屋里子。垫块木板什么的,围坐在母亲和小姨身旁,听两个我们在这世界上最亲最亲的女人说话。欣赏着我们的绿,我们的花,我们的美丽,我们的“大观园”。我们几乎都没有享受过什么美好。而我们面对的美好,是一个农村姑娘,是我们的小姨带给我们的。在沁人心脾的馥香中,在生机勃勃的五彩缤纷中,我们弱嫩的灵魂体会着某种悟性,进行着幼稚而严肃的思考,思考着什么是人世间的美好,什么是感激,为什么需要感激……
在那种时刻,我更加认定,小姨是我所见过的、最美的女人。
小姨和母亲谈得最多的话题,是“转正”两个字。还会有什么别的话题,会比“转正”更使两个做临时工的女人入迷呢?小姨和母亲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向往转正。这种向往常使小姨喜形于色,常使母亲脸上洋溢出少见的对生活满怀信心的光彩。我知道——转正,这是小姨和母亲共同的幸福。
有天傍晚,我坐在小姨身边,伏在小姨膝上,摆弄着小姨的长辫子,拆开,编好,编好,拆开,觉着怪好玩的。母亲望望我,又望望小姨,叹了口气,说:“我长这么大也没捡过什么,想不到如今捡到的比金子还贵重。”
小姨孩子般天真地问:“大姐你捡啥好东西了?快告诉我!”母亲说:“我给自己捡了一个妹子,给孩子捡了一个小姨啊!”小姨注视了母亲良久,忽然偎依着母亲,低声说:“大姐,我保你捡到了,就再也丢不了啦。”母亲低声道:“你嘴上这么说呗,你还能在我家住一辈子?今后就不结婚,不成家了?”母亲又训斥我:“真不懂事,老大不小了,还装孩子,一边玩去,别赖在你小姨身边!”小姨光是笑。我脸红了,不好意思起来。小姨却用一条手臂轻轻搂住我的脖子,不放我离去,说:“绍生,你长大了,考上大学,将来当了干部什么的,不会不认小姨吧?”我大声回答:“我要不认小姨,天打五雷轰!”小姨格格大笑起来。母亲也忍俊不禁地笑了。我觉得小姨的手臂是那么柔软,我心里默默地说:“小姨,小姨,我有多爱母亲,就有多爱你!”不由得将脸贴在了小姨的手臂上……
一天,母亲和小姨下班后,都闷闷不乐。原来,小姨转正了。而母亲,却因为精简临时工,被打发回家,第二天就不准上班了。看得出,母亲心中很难过,很失望,自尊心也受到了很大的挫伤。我心中也很难过,很忧郁。穷困的生活使我懂事早,知道母亲失去了工作对家庭的生活意味着什么。
小姨对母亲说:“大姐,你太老实了!你哪天干活比别人干得少了?那么多藏奸掖猾的人都转正了,为什么偏偏一句话就把你打发回家了?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?我明天替你找他们讲理去!不让你转正,我也不干了!”
“我不许你为我去抱这个不平!”母亲很严厉地说。母亲还是头一次用那么严厉的语气对小姨说话。小姨呆住了,怔怔地瞧着母亲。母亲缓和了语气,又说:“傻妹子,你从农村到城市来,好不容易找到个工作,如今又转正了,你父母该多为你高兴啊!你可千万不能为我抱这种不平,那样做兴许你也会被解雇了呀!你能转正,大姐我心里替你高兴啊……”母亲说不下去了。“大姐!……”小姨忽然扑在母亲怀中,嘤嘤地哭了……小姨转正后不久,便搬到厂内的职工集体宿舍去住了。对小姨的走,我们和母亲都依依不舍。但想到小姨毕竟是搬到一个比我们家更好的去处,就都不说挽留的话了。小姨也对我们和母亲依依不舍。搬走那天,她又孩子似的哭了一通……小姨虽然从我们家搬走了,却并没有忘记我们。几乎每个星期天,都必定到我家来。小姨仍是我们比亲姨还要亲的小姨。
父亲信中说那一年夏天探家,却一直到国庆节的前两天才回来。回来后,自然从我们口中听了许多“小姨”长“小姨”短的话,免不了就盘问母亲:“你打哪儿认这么个妹子?怎么就成了孩子们的小姨了?”
母亲回答:“这又不花你的费你的,也得受你管吗?”父亲正色说:“当然要管,我可不许什么不相干的女人到我家里来影响我的孩子!”母亲也正色说:“往好的影响也不许吗?”父亲说:“只要我看她不顺眼,就不许她来!”母亲说:“若来了,你还真将她撵出去不成?”父亲说:“那是当然!”母亲说:“你问孩子们答应不?”父亲说:“哪个孩子还敢拦着我吗?”母亲“哼”了一声,不再同父亲拌嘴。私下里吩咐我:“今晚去你小姨那儿看看她,告诉她这个月内别来,等你爸回西北去了再来。”吃罢晚饭,我躲过父亲的眼睛,离开了家。“为什么不让小姨见你们的爸爸呀?他三头六臂怪吓人的吗?”小姨听我说明来意,奇怪地瞧着我问。我诚实地回答:“妈妈怕爸爸不喜欢你,你去了,把你撵出来。”“这么回事啊……”小姨想了想,说,“那你回去告诉你妈妈,我不去就是了。”
小姨还要留我玩。我怕回去太晚,父亲盘问,匆匆走了。
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,小姨穿了件非常漂亮的花布衫,一条绿色的裙子,笑盈盈地出现在我家门口。母亲正要出屋,一脚门里,一脚门外,瞧见小姨,不禁一怔,意外地说道:“哟!你怎么来了呀!”“我大姐夫千里迢迢地探家了,我来看看他呀!”小姨说着,就迈进了屋。母亲也赶紧随后跟进了屋。弟弟妹妹一见小姨,亲亲热热地乱嚷着:“小姨、小姨……”将小姨团团围住了。父亲正在对着破镜子刮脸,从镜子里瞧见了小姨,也不转身,也不理睬,仍继续刮脸。母亲说:“他爸,孩子们小姨来了。”爸爸不得不“唔”了一声,还是不朝小姨看一眼。母亲只好以自己的热情冲淡父亲的冷漠,将小姨轻轻按坐在炕上,接过她手中的提兜放在一旁,责备地说:“又给孩子们买东西!你挣多少钱啊?一次次地破费!”小姨笑道:“大姐,这次可不是给孩子们买的,是给我大姐夫买的。”父亲已刮完了脸,收起刮脸刀,还是一句话也不对小姨说,端着脸盆到外屋洗脸去了。母亲又赶紧跟在父亲身后到外屋去了。我们都不安地瞧着小姨。小姨却快乐地和我们逗着笑着。一会儿,我瞧见母亲在外屋推了父亲一下,将父亲推进屋来。父亲被推进屋后,坐在炕沿上,不情愿地搭讪着对小姨说了一句:“今天休息?”“嗯。”小姨停止了和我们逗闹,瞧着父亲,微微一笑,说,“大姐夫,我看你也不像个脾气厉害的人呀!”父亲说:“谁讲我是个厉害人了?”小姨说:“大姐呗,她担心我来了,你会把我撵出去。”父亲说:“没影的事儿!”
小姨说:“我寻思大姐夫也不会这么对待我嘛!”
小姨又问:“大姐夫,你从西北回东北,坐几天火车呀?”
父亲说:“三天三夜。”
“西北风沙大吧?”
“大得很,能把人刮跑了!”
“冬天也下雪吗?”
“下雪。”
“听说西北缺水?”
“再也没有比西北缺水的地方了!我们运水的汽车前边走,老牛跟在后边,用舌头舔水箱。一跟跟出去十几里。渴得老牛见了水直淌眼泪。有的老牛活活渴死了,因为身体里没水分,牛皮都扒不下来……”说起大西北,父亲的话匣子打开了,谁想拦也拦不住,滔滔不绝。小姨就瞪大着眼睛,像听什么新奇故事似的,聚精会神地听着……那一天,父亲并没有把小姨从家里撵走。那一天,小姨在我们家吃了午饭,又吃晚饭,一直呆到天黑才回去……小姨走后,父亲对母亲说:“她小姨人还不错,挺实在个农村姑娘。”母亲没好气地说:“实在不实在,用不着你夸!”父亲低下头,嘿嘿地笑了……父亲回大西北去时,还将自己戴的一块旧手表送给了小姨。小姨来到城里一年多后,脸儿变得白了。眼睛变得亮了。更爱笑了。性情更温柔了。身材更窈窕了。变得更漂亮了。铁丝工厂的一些小伙子,常常拦住我嬉皮笑脸地问:“哎,小家伙,经常到你家来的那个大辫子是你什么人呀?”我不无骄傲地回答他们:“是我小姨呗!”“你问问她,让我做你的姨夫行不行?”我听不出是不是好话,就骂他们。他们倒不恼火,反而哈哈笑。
铁丝厂的几百名年轻女工,在我看来,哪个也比不上小姨好看。我认为,我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在别人面前骄傲骄傲了。记得那是第二年初夏的一个星期天,小姨又到我家来。穿了一件崭新的府绸衫,一条咔叽布裤子,一双新皮鞋。那天她显得尤其漂亮。
小姨从不过分打扮。即使花衣服穿在她身上,也显得朴朴素素的。母亲一声不响,若有所思地看了她许久。小姨被母亲看得有些难为情起来,勾下头低声问:“大姐,你这么呆呆看我干啥呀?”母亲说:“我瞧你是越来越好看了。”小姨缓缓抬起头,说:“以前别人说我好看,我不信。现如今我自己也觉得我是好看些了!”母亲说:“自己夸自己,羞不羞?”小姨说:“本来嘛,城里洗脸,用温水,使香皂,人还能不变得白白净净的?”母亲笑道:“可也是呗!”忽然又问:“你前次回家,莫不是回去定亲的吧?”小姨倏地红了脸,大声说:“才不是呢!才不是呢!”母亲说:“是不是的,我也管不着你!”小姨说:“怎么管不着?你是我大姐,我是你妹子嘛!”母亲说:“那我问你,你是想在农村找婆家,还是想在城里找婆家呀?”小姨见母亲问得认真,低头沉思默想了一会儿,反问母亲:“大姐你说呢?”母亲说:“当然是该在城里找了。你如今是城里人了嘛!工厂不是也替你将户口落下了吗?”小姨点点头。母亲说:“那就更该在城里找了!”小姨说:“大姐我听你的。”母亲又说:“只是我希望你若看中了什么人,能领来让大姐见一面,帮你参谋参谋。大姐毕竟比你多吃了几年咸盐,什么样的男人,打眼一看,就能看出人品好坏来的。”小姨低下头,许久不作声。母亲问:“你信不过大姐?”小姨又沉默了一会,低声说:“大姐你说,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真好假好,怎么才能知道呢?”
母亲思索了片刻,问:“你八成是看中哪个男人了吧?”小姨抬起头,连连分辩:“没有,没有。”母亲说:“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真好假好,别人是没法看出来的,只有这个女人心里最清楚啊!”小姨又低下头不说话,出起神来。到了秋季,连日暴雨,松花江水位猛涨,高出市面几米。那一年的水患,是一九三六年后的又一次严重水患。幸亏防洪工作做得早,大水没有灌入市区。全市的成年人,不分男女,都被紧急动员起来,昼夜分批奋战在各处防洪大坝上。有许多日子,小姨没到我家来,母亲说,她必定是参加抗洪了。
中秋之夜,许许多多的人是在防洪大坝上度过的。江洪终于被战胜了。母亲说,小姨过几天就会来了。我们和母亲都在殷切地盼望着。一个多月没见小姨,我别提有多想她。江洪虽然被战胜了,秋雨却没有停止。一天深夜,外面风雨交加,雷声不断。闪电透过低矮倾斜的窗格子,在我们的破屋子里闪耀出一瞬瞬的光亮。我们和母亲都已躺下了,但还没有入睡。忽然,我似乎听到了轻轻的敲门声。我说:“妈,有人敲门。”母亲说:“深更半夜的,哪会有人来!”我肯定地说:“妈,是敲门声,你听!”母亲侧耳倾听了一会,果然是敲门声。母亲却不敢下地去开门。敲门声又响起了。“大姐……”我们都听出了是小姨的声音。“快……”母亲一下子坐了起来。我已迫不及待地跳下地去开了门。果然是小姨,她没撑雨伞,也没穿雨衣,浑身上下淋得湿漉漉的。她的脸色那么苍白,衣服裤子沾满泥浆,显然是滑倒过的。母亲也披着衣服下地了。弟弟妹妹都醒了,我们和母亲愣怔地瞧着小姨。“你……你怎么突然……”母亲吃惊极了。小姨直挺挺地站在母亲面前,手中拎的包袱,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,沉重地坠着她的手臂。雨水顺着发缕,顺着苍白的脸颊,顺着贴住胸脯的衣襟往下淌,顷刻在她那双泥鞋旁淌了一片。她那双眼睛,仿佛也被雨雾罩住了,目光迷惘地定定地看着母亲。
“大姐,你……还收我……住下,行吗……”从她那两片冻得发紫的嘴唇之间,滞涩地输送出这么一句话。
“有什么不行的!快先把湿衣服换下来……”母亲立刻拉着她的一只手,将她引到了外屋。接着,母亲又走回里屋,打开破箱子,挑拣了几件自己的衣服,抱着被褥枕头,又到外屋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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